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赞美》

　　读着这悒郁凝重的诗句，我们的心顿时变得沉重起来。这一首诗是赞美“他”——“一个农夫”，并以一种深沉的感情和“带血”的“痛哭”来歌颂祖国，歌颂“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诗中的“他”又何尝不像穆旦自己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对于穆旦，确实是“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只能“让我们在他身上痛哭吧”。

　　穆旦，这位被冷落近40年的杰出诗人，在1997年2月26日——他逝世20周年纪念日之前才开始“热”起来。1994年，由戴定南总策划、王一川和张同道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亮出新颖、大胆、变异传统的观点，独具慧眼地把似乎是名不见经传的穆旦一下推上百年诗歌第一人的宝座，把很多受传统诗歌研究和诗评偏见影响或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诗歌知之甚少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弄得瞠目结舌。当然，穆旦是不是该排为诗界第一人，尚可争论。但是他作为中国百年诗坛的第一流诗人，则是当之无愧的。正因为如此，国内才竞相出版《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纪念穆旦逝世20周年》《穆旦诗全集》等图书，发表对他的评介文章，以表示对这位受人尊敬和同情的苦难诗人的纪念。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名门望族，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2月24日生于天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就爱好文学，从事诗歌创作。他最初的诗作甫一问世，就表现了少年穆旦关注下层人的生活，同情劳苦人民的人道思想，他也开始了冷静地思考今后的人生和社会现实。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他就积极参加民族抗日救国运动，并写下愤激的诗行：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哀国难》

　　作为中学生的穆旦，在投身反侵略的洪流时，就开始吹响起了自己人生的革命的号角。

　　1935年，穆旦以优异的成绩被三所大学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并在学校继续创作和探索现代诗歌。1940年，他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并留校任助教。在40年代初，穆旦已有了不小的诗名，诗作大多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和昆明的《文聚》等报刊上。闻一多十分欣赏穆旦的诗才，把他的一些诗选载在自己编的《现代诗抄》上。他后来的诗大多发表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报刊上。1942年，穆旦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赴缅甸对日寇作战。他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他的老师吴宓对他的这段令人震撼的经历大感“惊心动魄，可歌可泣”。1945—1948年，穆旦在昆明和上海结集出版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和《旗》。穆旦40年代末期赴美国，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其诗作曾入选1952年在纽约出版的英文《世界诗选》。1952年，穆旦与夫人周与良先后收到了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聘书，但夫妻2人出于对祖国的爱和眷念，在1953年毅然回到祖国大陆，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

　　作为诗人和学者，穆旦对中国古典诗歌、“五四”以来的新诗、西方传统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兼收并蓄，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独特的现代诗歌道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构筑起一个具有音乐感、色彩感、雕塑感的沉郁苍凉和深重厚实的中国现代诗学系统。他是颇具现代派色彩的九叶诗派代表诗人之一。穆旦的诗深沉凝重而又自我搏斗，有一种交混回响的音乐震撼力。他的诗让读者置身于诗表现出来的立体画和环绕声中，并被笼罩在诗场中，受到诗的作用而自然而然地提高审美意识和艺术素质。但是，他的诗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恰恰相反，他的诗歌律动在驮负苦难的现实的土地上，咏唱在弥漫硝烟的叆叇的云层下，回荡在异国他乡血腥厮杀的战场上。他的诗流泻出来的个人情愫与人民的厚实感情和故土异乡的苦难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他用中国抗日军人的鲜血和泪水谱写的那首凄怆痛楚而又悲壮感人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就是这样的诗篇，例如《祭歌》一节：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当然，这并不是说穆旦的诗就只有深邃凝重和沉郁苍凉，不是的，穆旦的诗歌风格独特而又多样，他的诗也不乏清丽婉约和灵动轻舒：

　　我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

　　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

　　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

　　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青。

——《自然的梦》

　　读着这些诗，你不得不承认穆旦的诗具有审美价值和高雅情趣。遗憾的是，穆旦的七弦琴50年代以来喑哑了：因所谓历史问题和1958年发表的《九九家争鸣记》等原因，穆旦被罗织许多罪名，如“国民党远征军伪军官”“蒋匪帮的英文翻译官”“双重反革命分子”以至“美国特务”等等。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并以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判处3年劳动改造。因而，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对他感到陌生。

　　但是，这位带着苦难枷锁的诗人并未消沉悲观，创作的权利被剥夺了，但翻译还可悄悄进行。于是，在白天顶住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残酷的批判斗争后，晚上就开始了抚慰伤痛心灵的诗歌翻译，为读者奉献出世界诗歌魂宝。作为诗人的穆旦隐形了，但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却渐渐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查良铮在50年代中后期5年中出版了《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欧根·奥涅金》《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高加索的俘虏》《拜伦抒情诗选》《雪莱抒情诗选》《济慈诗选》《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译著以及布莱克和朗费罗等人的诗歌，数量和质量十分惊人。其后近20年，查良铮忍受着别人难以忍受的身心痛苦，真正地“戴着脚镣跳舞”，长夜孤灯，苦行在译林之中。他增译修订了普希金和拜伦等人的诗集，出版了拜伦的《唐·璜》以及《艾略特和奥登诗选》《丘特切夫诗选》等译著。

　　穆旦的身影疏淡了，但查良铮的形象却闪现在世界诗苑之中，他以一种介于深沉凝重和灵动轻舒之间的美声融汇于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丘特切夫、艾略特和奥登等世界诗歌大师的奏鸣中，时而交响乐，时而小夜曲，他的声音没有沉寂。确实，查良铮以他神来之笔，不仅引来了西方大诗人的精品，而且也体现了他独特的译风，而这种译风实际上是由外国诗人和中国诗人穆旦一起营造出来的。查良铮译笔之美，之富有乐感，在我国堪称一流。读着查良铮的译诗，是一种很好的美的享受、情的陶冶。例如他译的普希金的诗：

　　白昼的明灯熄灭了，

　　黄昏的雾气笼罩在蔚蓝的海上。

　　喧响吧，喧响吧，顺风的帆，

　　在我的脚下起伏吧，沉郁的海洋。

——《白昼的明灯熄灭了》

　　诗的前两句译得平衍舒缓、沉静凝重，后两句译得跌宕起伏、低回高旋，整节诗抑扬顿挫，极富乐感，使人心中感到有一种诗情的涌动和画意的凸现。读着这样的译诗，不能不使人有一种激情和憧憬，因而就产生对诗的向往和钟爱。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读了这样的诗后，成了诗歌爱好者以至诗人的。确实，查译普希金、拜伦、雪莱等诗人的诗，从50年代至今滋养和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

　　而今，“春到人间草木知”，“似曾相识燕归来”。查良铮近在我们身边，穆旦也回到我们中间，他以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继续向人们传播善良、仁义和梦想。春天真好！

　　（作者：杨开显，系重庆市翻译家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