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江
今年9月3日，是父亲娄平百年诞辰，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冥冥之中，父亲似乎是为抗战而生。从中学投身抗日救国，到晚年耕耘抗战文史；直至临终前，他要求将骨灰撒到盘山故地，将字画捐给烈士陵园。父亲一生的奋斗和归宿，似乎也都印证了这个巧合。
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父亲投身革命的转折点。父亲和朱迈先(朱自清长子)，孙以亮(孙道临)，力易周，徐树仁等一些崇德中学学运骨干，先后参加了“民先”和中共组织。“七七事变”后，中共北平党组织及“民先”成员大都撤离北平。父亲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受命领导北平“民先”组织，并于转年担任首届中共北平城委书记(原市委建制撤销)。孙道临则接任了北平“民先”负责人的职务。
父亲与那个年代结识的北平学子们，一直保持着真诚的学友情谊或革命情谊。杨振宁叔叔曾有一段回忆说：“令尊和朱迈先(朱自清长子)当时都与中共北平地下党有密切的关系。朱迈先和我当时都住校，他组织了六七个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介绍给我们读了许多艾思奇、邹韬奋等的著作。”杨叔叔送我的一张照片，则是北平西城“民先”组织活动的合影。时任北平西城“民先”队长的郝诒纯、崇德“民先”支队的朱迈先和父亲等人都在照片中。杨振宁坐在在前排正中，他也积极参加“民先”活动。
朱迈先后来任中共扬州特支书记，加入“江文团”南下宣传抗日；后接受长江局董必武的指示，进入国民党部队。1949年12月，朱迈先策反广西桂北国民党七千余军政人员投诚，为解放战争做出重要贡献。力易周、徐树仁、郝诒纯则进入西南联大中共组织，继续抗日活动。郝诒纯后来是中科院士和国家领导人。廉维同志(张瑞芳母亲)由父亲单线领导。她鼎力支持北平城委的工作，父亲始终念念不忘。张瑞芳兄妹都参加革命，与廉维的影响密不可分(张瑞芳和她哥哥后来都直接归周恩来领导)。孙道临被捕出狱后，投身进步电影事业，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1984年，老同志为孙道临的清白作证，他再次加入党组织。李德伦在北平地下党受父亲单线领导。父亲撤离后失去联系。他以后再度参加革命，成为新中国著名的音乐指挥家。黄宗江黄宗英兄妹都掩护过父亲的地下活动，后来都参加了革命，都成为著名艺术家。
青年时代的选择往往会决定人的一生。杨振宁叔叔不仅献身科学，1957年获奖演说，在西方至高无上的殿堂，也爆出了惊天壮举。他谴责八国联军入侵，是“一场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的战争”，并宣称“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美国开放公民访问大陆后，杨叔叔立即访问大陆，受到毛主席接见。此后他多次往来，推动中外交流。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父亲认为：杨振宁与邓稼先都是最杰出的崇德校友。杨振宁做出伟大的科学贡献，同样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超极智慧，鼓舞了炎黄子孙的志气。
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北京市评选了70位抗战“京华英雄”。父亲很荣幸地进入这个抗战“英雄谱”，排在聂耳、吉鸿昌、蒋南翔之后。这是国家对他抗战历史表现的肯定。1938年11月，由于个别“民先”队员不慎，孙道临被捕。北平城委及“民先”部分成员被迫撤出北平。父亲到天津之后，向中共“平津唐点线委”书记葛琛交接了北平组织。葛琛和父亲研究了北平“特委”转来的孙道临狱中表现。孙道临没出卖同志。被迷惑的日伪警察，在他的卷宗上批了“天真可掬”四个字。1939年1月，父亲接受组织派遣来到冀东抗战一线，从此随八路军部队征战南北，靠双腿走遍了冀东全境的山川林野，成为地道的冀东地理通。父亲在冀东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战。这些为他晚年写作冀东抗战简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先到了冀东潘家峪村。见到了苏梅、陈群和周文斌等同志，被留在冀东八路军政治部工作。1939年8月，上级命令冀东八路军第一和第三两个支队，到平西去进行集训整编。留下包森的第二支队在冀东牵制日伪军。为了加强第二支队，包森向上级点名要父亲。于是，父亲这时被派到包森支队。从此之后，父亲就跟随包森作战，成为他的亲密战友，直至包森将军(日军尊称)为国捐躯。 1940年元旦，李运昌在遵化阁老湾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冀东军分区。第二支队定于几个月后编为十三团，包森任团长，去西部盘山建立根据地，李子光负责地方工作。“阁老湾会议”之后不久，包森与父亲带领第二支队的特务队和二总队，共约二百人挺进盘山。他从此与盘山建立了不解之缘，盘山成为他终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父亲在十三团，创作了冀东抗日根据地第一首抗日歌曲——《寒夜曲》。父亲看到日军在兴隆、遵化等地“集家并村”，建立“无人区”。百姓饥寒交迫、悲愤交加，产生了创作歌曲，鼓舞军民斗志的愿望。1939年冬，父亲在遵化堡子沟创作完成了这首歌曲。它表达了冀东抗日军民的心声，很快就在根据地广为传唱。1958年，文化部派人到遵化地区采风，从民间录取了这首歌曲，认为它朴实无华，却极有艺术感染力。此外，冀东最流行的抗日歌曲——《打到汉奸汪精卫》，也是父亲改编的。1941年夏季的战斗间隙，在盘山砖瓦窑小天井，父亲动员宣传队创作抗日歌曲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现场示范，用《打到列强》的曲子配上新词，改编出一首新歌曲。此歌铿锵有力，郎朗上口，很快传遍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在盘山期间，父亲还协助包森，完成了制造手榴弹的任务。冀东深入敌后，八路军军火没有后方供给。手榴弹最奇缺。早在遵化的时候，包森命令参谋长姚铁民研制手榴弹。但造出的“土”手榴弹不合用。十二团陈群也制造过“土”手榴弹，都不了了之。到盘山之后，包森组建了一个精干的枪械小组，还从民间动员了几个铸造工入伍，专门研制标准手榴弹。但最后卡在手榴弹弹皮上了。反复铸造的弹皮就是不合格。包森情急之下，派父亲前去指导。他赶到现场当天深夜，手榴弹弹皮就初步研制成功，铸造工艺基本定型。以后，这个小组以游击方式制作手榴弹。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挂在自行车上。每到一地，买几口新锅砸碎，就地铸造弹皮，再择机组装手榴弹。后来几经改进，成本下降90%。到1940年冬季，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手榴弹。冀东八路军的战力，从此得到大幅度提升。
冀东抗战非常残酷。父亲的很多亲密战友都牺牲在这里。冀东百姓也蒙受了重大伤亡。父亲曾经到过的潘家峪村，后来被日军集体屠杀一千三百多人。1941年年初，日本华北军和关东军协同策划一个很大的围剿计划。经过数月反复围剿，到5月下旬，数万日伪军将冀东八路主力压缩到了平原地带。接下来，日军收缩包围圈，我军设法突围。面临危局，李运昌与包森分头指挥、相机支援。李运昌率领的十三团一营，先运动到核心包围圈外面。当日军加紧收缩内圈的时候，李运昌派部队去接应包森。但因兰泉河桥被日军炸毁，已经无法渡河。李运昌又策应包森，阻击林南仓日军援敌南下。因暴雨突发始终未见援敌到来。李运昌因此判断，十三团主力南部尚留有缺口，天黑之后即率部撤离。6月2日，在蓟县“十棵树”一带，军分区机关和十三团主力被日军三面围住，形势危急。父亲常说，几个偶然因素帮助了八路军，否则全军覆没。一是负责从南部合围的日27师团，打头的汽车在驻地村口撞了树，后面的汽车全部受阻。等处理好事故，老天爷突降暴雨，土路泥泞阻滞了日军运动，错过了合围时机。另外，日军进攻“十棵树”我军指挥部时，施放的毒瓦斯也被暴雨所化解。到最后，十三团被完全打散，损失严重。撤出的同志也是埋藏武器，分散离去。李楚离，曾克林、包森和父亲，都是只带着手枪和少数几个战士，在这一地带与日军反复周旋多日，才最终脱身。6月2日，十二团在玉田孟四村一带也被带日军重重包围，一营大部损失，二营损失过半，陈群团长壮烈牺牲。冀东抗战牺牲很大。父亲对牺牲的战友和百姓充满无尽的怀念之情。他常说，他与冀东的老同志，都是战争的幸存者。
父亲在冀东，参与指挥了“黄土坎防御战”。此战歼灭日军500余人，被李运昌伯伯赞誉为：冀东一次歼灭日军最多的战斗。1944年腊月廿三日，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彭寿生，带领几支冀东部队到蓟县以南恢复基本区，入住玉蓟边界的几个村落。四区队五百余人由田心(区队长)和父亲(区队付政委，第五地区书记焦若愚兼任政委)带领，宿营黄土坎村。腊月廿四日凌晨，日军三个旅团合计一千五百余人，从京津唐三地长途奔袭合围黄土坎，还配有七辆装甲车和20门山炮。父亲与田心分别在东西两侧指挥战斗。日军占有绝对优势，却伤亡惨重。四区队有53位战士伤亡，多次打退日军的疯狂进攻。激战一直持续到夜间。八路军最后趁夜黑，带领百姓撤离到安全地带。这次战斗最奇特之处，是我军主要使用手榴弹作战。我军隐蔽在民宅及院落里，并且打通了村边及临街的房屋，可以机动转移。日军到了很近的距离，战士才抛出手榴弹，很少暴露在外。尽管日军装备精良，黄土坎却是手榴弹的天下。由于八路军自制手榴弹供应充足，此战四区队消耗手榴弹近3千枚，比消耗的子弹数量要多得多。因此，黄土坎之战也可以称为：抗战中的“手榴弹战”。此战获胜，也与八路军各部犄角相依，第十三团在外围牵制，日军不敢全面进攻有关。
父亲对冀东解放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受命筹建了冀东建国学院，并担任副院长一职(院长由冀东行署主任张明远伯伯担任)。该学院先后设立了政治、文教、财经、会计、司法、干部等许多学科。办学地点也随着战局变化，从玉田到遵化几经转移。从1945年10月建国学院开学，到1948年12月父亲进唐山接管教育系统，冀东建国学院共培养各科学生七千多人，对后来的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48年6月6日，冀东解放区在惠陵召开教师节大会。由于密探报告，会议休息中间，国民党从北平派来两架飞机。突然俯冲对会场进行机枪扫射，父亲见势不妙，立即鸣枪指挥。命令学生就近隐蔽、卧倒。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父亲担任过唐山教育局局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1960年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并在南开大学离休。父亲一生很少离开教育，在部队和解放区也是如此。他对师生充满关爱保护之情。父亲在河北省教育厅任内，抵制教育“大跃进”，被抓了典型，59年被划为“右倾”。到南开大学之后，他办事客观求实，注重抓教育质量。“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被划为“走资派”，公开点名批判，又被抓了典型。坚持实事求是，是父亲一生恪守的原则。当年在北平城委，他批准陈独秀的儿子入党，曾引起激烈争论。“四人帮”倒台不久，父亲负责审批文稿，对于学术问题和历史遗留痕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当有人向上级举报这些问题时。父亲为了保护普通教师，完全承担了政治责任，被停职检查。为此，南开大学很多教授联名写信给上级，反应了真实情况。开放之初，父亲到南斯拉夫参加世界大学会议，国内拟定的稿子不切实际。他当即做主，废弃讲稿，即席发言。但是，父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从不以功臣自居。他的自我评价很淡定，叫做“小左反大左”。父亲认为，解放后取得了很多骄人成就。走过的一些弯路，也源于多种客观因素，难以避免。我们都应该吸取教训。他赠送盘山陵园的李鹤年书法，是由他赋诗，李先生书写的作品。诗中写道：“朝霞天半，光影东溟红烂漫。送却乌云，不许神州十载昏。”他衷心期望新的一代：坚持真理，记取教训，改革开放，大展宏图。对于他经历的政治曲折，父亲从不提及，也从不说别人不好。他有一首小诗写到：“四十寒暑尘雨风，跟着导师当小兵”。他以小兵自居，对毛主席非常尊敬。父亲盛赞改革，在任内推动改革。对于伴随改革出现各种问题，他深信会逐步得到解决。例如对腐败现象，父亲说：“只要不断探索、建立和完善反腐败制度，就能有效治理腐败现象。”我们看到，父亲的预言，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对于研究整理冀东抗战史料，父亲倾尽全力，没有丝毫懈怠。离休后，他与冀东老同志一道，整理出版冀东抗战史料。父亲还亲自撰写了一部《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简史》。除此之外，他也创作了烈士传记，小说和电视剧本。不论是写抗战史料，也不论是编写简史或从事文学创作，他都是一笔一划地亲自书写，不用秘书代劳。他每天必定要工作到深夜。父亲经常去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第一手资料。也要参加各种相关会议，甚至是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他还要亲自到老区去实地核查重要的史实。离休后，他常常接受邀请，到学校去做传统教育报告。国家看到了父亲老骥伏枥的情怀。各级政府给父亲颁发了“关心下一代优秀个人奖”、“老有所为精英奖”、“优秀离休干部奖”等奖项。父亲很满意晚年发挥了余热。
父亲对科学情有独钟。在冀东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在行军作战中，他常常对科学现象兴趣十足。行军途中见到了“月虹”，就流连忘返，百思其解；翻越山岭见到了“石海”，就想到了地质运动，沧海桑田。父亲赠送盘山陵园的王学仲书法是一个佐证。父亲与管桦叔叔和刘大为叔叔，都见证了那次冀东出现的“月虹”。父亲亲自查找科学资料，亲自到当年的行军现场去印证记忆。他还赋诗一首，“赤橙黄绿青蓝紫，嫦娥素袖翻虹彩”。他请了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合作完成了这件书法作品。父亲说，我们既然见到了冀东“月虹”，留诗为证。后人迟早会说明其科学原理的。
父亲有读书情结。他的书架摆满各种中外书籍。历史、政论、传记、文学等方面都有。文学方面的书多一些。记得鲁迅全集刚刚出版，他一次就买回整整五十本的全集，父亲的情怀的确是多方面的。他怀念冀东的百姓，解放后不顾徒步登山之苦，到盘山深处去寻访当年护理过他的乡亲。他在北京出生，没有回过绍兴老家。他反复叮嘱我，有时间回绍兴老家陶家堰的“南野堂”，去看看家乡的变化。他想念在台湾国民党供职的六弟。我去香港时，父亲让我给六叔写信联系，希望六叔回大陆看看。父亲热爱厨艺，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满是父亲亲自烹饪的美味佳肴。他是体育迷，在南开主持体育工作多年，平日里体育节目是他的最爱。他热爱京剧曲艺等国粹，对著名艺术家如数家珍。他热爱劳动，被“劳改”时，成为砌墙勾缝的“专家”；被“闲赋”时，就自己亲手制作家具。开放之初到南斯拉夫出差，他对超市里的组合家具和新式服装赞不绝口；他不拘官员身份，在亚得里亚海滨畅游，在咖啡厅与南斯拉夫著名影星聊天，在音乐广体验普通市民的休闲生活。“文化大革命”之前，父亲常常带我们逛公园，看电影，看戏剧，看球赛。改革开放之后，父亲的时间更多是放在工作上。因为想挽回失去的时间。总之，在我们子女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一个朴实的父亲，一个忙碌的父亲；也是一个多彩的父亲，一个有着多重情怀的父亲。
作者系娄平三子，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原文载《唐山文史》2017年第三期，本刊略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