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令侠
“奉”，意恭敬地用手捧着。“商”，意计划、讨论。本文主要记述家父杨生茂先生究竟对谁那么恭敬，甘愿作奉献；他与同仁共同进行学术活动的方式又为何。
一
1917年家父杨生茂出生于河北省涿鹿县，自小目睹了战火连绵、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贫弱与屈辱。军阀混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正是他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之际。这些刺激对于他后来形成的均贫富、憎外辱、爱祖国和兴国家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1938年他考入燕京大学，1941年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学习美国史。1946年末他回国，1947年秋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主讲必修课“西洋通史”。他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南开大学文学院中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也是中国大陆1949年前归国的屈指可数的学习美国史专业的留学生之一。
杨生茂先生总结他一生学习历程共有3个阶段：一是封建主义教育，即私塾教育；二是资本主义教育，即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高级小学、高级中学、燕京大学和在美国留学接受的教育；三是社会主义教育。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同年6月10日，杨生茂先生被历史系教师们公推为代理系主任，主持全系工作。杨先生感到，“在自己的生命史和学术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兼有‘枯木逢春’和‘梁上君子’(作者注：脱离实际之意)之感。一方面感到所学皆非；另方面感到需要学的新知识太多了”。1951年底至1953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1985年他在回忆这段学习经历时说：“在学习上，自己觉得有一种顺理成章之感。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与在旧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两种思想有关。一种是民族感情。解放标志着半殖民地历史的结束，民族新生了，自我新生了。第二种是社会进步观念。历史能使人产生社会进步观。”即便如此，杨先生经历的思想转变过程也是翻天覆地、反反复复的。他曾说，解放初“我的思想和政治搅在一起反复得厉害”。面对新的环境，他心里很紧张，忐忑不安。他想，国家要创建新历史，可什么是新历史，我怎么带领历史系去搞新历史；自己出身不好，要不要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必须改造自己，但究竟如何去做；自己有留学经历，能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
关于入党，杨生茂先生在1998年6月说：“我1950年10月26日入党。记这个日子，我记得比我的生日还清楚。我入党前没有人推荐或做工作，是我自己愿意的。我当时入党有3点很坚持，第一，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比封建主义好。我在美国学历史，这个思想是我最大的收获。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就遭丧权辱国，抗战来了，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国民党给我的印象非常不好，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第三，解放了，我亲眼看见共产党的军队不扰民，共产党的干部和蔼可亲，生活朴素，官兵平等。我觉得，中国终于有希望了。”
杨生茂先生的身份在当时非常特殊，第一，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第二，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第三，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系第一个(代理)系主任；第四，他是中共党员(1950年成为预备党员，1959年转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历史系第一位入党的教师。然而，他从第一个身份转化到第四个身份，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可以想见，当这种巨大的转化体现到一个人身上、体现到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上时，是一个多么激烈的蜕变过程。
相比当时类似他的情况的知识分子，杨先生的转变可能含有更多的主动成分。他的这种变化与他年少时鲜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对苏联的好奇与观察、与他在美期间作为华人报社记者采访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后受到的“共产党抗日”的影响、与他回国亲历北平解放时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场面时的震撼，都有直接的关系。他在2002年6月写道，“贯穿自己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是，反封建反帝的观念和期望国家振兴的心愿”。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像杨先生那一代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捧着火热的心，心甘情愿地、毕恭毕敬地奉献给他们心爱的祖国。他们不仅要创建新的学科，还要在创建中主动改造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在这种双重改造与双重创造中，压力和动力是并存的。压力是不能出现政治错误，也不知道“世界史”该如何确立；动力是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所以才拼尽全力建设新学科，才全心全意、积极改造自己。这就是他们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是他们心悦诚服地为祖国奉献毕生心血的思想基石。
二
杨生茂先生一生主持或与其他学者共同操持的集体学术活动不胜枚举，其中绝大多数在中国都是首创。他承担、参与了世界史这门新学科的筹建、建立与建设，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立新史学教学体系、创办《历史教学》杂志、主持编撰中国第一部大学世界近代史教科书，建立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参与建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等。
1949年6月，杨生茂先生首先面对的是带领历史系创立“新历史”学科体系这个挑战。他在全系作了题为“新的历史”的报告，并着手全系课程的配备。他还在全国各地招揽人才，为调请吴廷璆先生来南开大学工作，特致函给当时的中南文教部长。至1950年秋，“新历史”建设初见成效。他在向领导递交的《历史系工作报告》中写道，“本学期所开设之课程甚为完备”。杨先生讲“甚为完备”是完全有根据的。仅以世界史为例，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课程体系和学术梯队整齐、优秀，从原始社会史、上古史、中古史到近代史全面开设。
至于杨生茂先生自己的教学经历，则是严格按照高教部的课程安排指示进行的。1949年之后，“世界通史”这一教学概念，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首次使用。可是究竟该怎么搞，前无古者，旁无可鉴。杨生茂先生在南开大学最先开设“世界通史”课程，后开设“苏联史”和“史学名著选读”课程，主要讲《国家与革命》和《共产党宣言》等。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高教部的要求和在美国学习美国外交史的基础，杨先生选择了开设“世界近代史”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南开大学这门课程的主讲者，也是解放后中国第一代讲授“世界近代史”的教师之一；1958年开设“美国史”课，同年招收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个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1950年，杨生茂先生在担任“天津市新史学会”会长之职的同时，与其他同仁共同创办学术刊物《历史教学》。《历史教学》筹办于1950年下半年，创刊于1951年1月，在天津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历史月刊。南开大学是《历史教学》创始单位之一，杨生茂先生是创办人之一，任编委至退休。
《历史教学》初创遇到的难题主要是经费问题，真是一分钱也没有。正巧那时杨生茂先生受天津市文教部之邀，每周讲一次世界近代史。杨先生借机向市军管会文教部有关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文教部表示对这个新办刊物予与支持，嘱天津知识书店垫付了第一期的所有出版费用。但刊物经营需要资金运转，他们每人从自己的薪水里拿出一部分凑齐。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主持、参与的另一项工作是编写全国性的世界近代历史高校教材。
自1951年，杨先生参加了高教部举办的几乎所有有关教材讨论的会议。这年，杨生茂先生代表南开大学主笔，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世界近代史教学提纲”。
在《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编写过程中，杨先生集组织、撰写、修改和审阅多种任务于一身。1962年10月，世界近代史文稿得以付梓。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中国的世界史教研的所有成就，就是这四卷书，而其中近代史占一半的分量。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若干年里，这两卷《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成为许多相关专业考生的必读书籍。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大学历史专业的基本教科书，一再重印，并于1987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央意识到我们急需对外国有更多的了解。毛主席指示高教部，研究三大宗教和地区国别史。1964年，家父杨生茂先生遵照上级的指示，在南开大学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
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成立则是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重举。杨生茂先生参与了研究会筹建和启动等重要工作。
人的一生有效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所谓“有效”，一是指自身身体状况，二是指客观环境。从这一点看，时间对这些老教授们太残酷了。“文革”结束时，杨生茂先生已届花甲之年，但是他就像焕发了学术青春，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想干大事情。在1978年武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上，杨生茂先生和与会者讨论在中国成立一个由从事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的民间学术团体，和编写一套《美国通史》两件事。
杨先生回到天津后，马上起草了《美国通史编写原则和体例》，分寄给各个承担单位与人员。众所周知，撰写系列丛书工程巨大，从写作任务的分派到写作人员的变更，需要多少观点、设想和各种信息的交流，多少大规则和小细节的沟通。那时没有电子邮件，只有靠书信往来。家父几乎天天往全国各地写信。虽然当时条件很艰苦，但他甘之若饴，以百倍的热情兴奋地、日以继夜地工作。他说要把以前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这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开创的是一个划时代的项目。之后他还主持了诸如《美国外交政策史》等学术著作的写作工作。
杨生茂先生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为中国学生能够读上中国学者自己写的外国史的著作，殚精竭力、煞费苦心，做的都是“嫁衣裳”。他说，“我没有什么高大的想法”；“就是披头散发，拼了命也要把书写出来”；“让外国人牵中国学生的鼻子走，总不是好事”。幸运的是，他的有效工作时间在生理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杨生茂先生还非常注重世界通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基础研究和普及工作，参与或负责了一些编辑外国史资料文件集和工具书，以及翻译英文著作的工作。
杨生茂先生身上体现的是那个时代新中国历史学者的气节、魂魄、脊梁和时代责任感。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文章的客观、中肯、冷静和典雅的风格。他不仅是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创建史中，也是开辟先路者。同时，杨生茂先生温润如玉的君子风格，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操持学术共举，极易发生看法不一致的情况，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家父杨生茂先生与他人共同主持的事情很多，没有一档出现过不愉快。除了人格魅力，他具有非常强的协作、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凡事都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商议。大家有事好商量，全为解决问题，完善学科。
杨生茂先生不善交际，低调至极，但为人谦冲致和、开诚立信。在学界，他一贯谦让在先，工作主动，因此从无宿怨。
从专业上讲，杨生茂先生虽然在国内居于高位，但他从不发号施令，与合作者都是以商量的方式进行沟通。他的商量方式有几种。
公开、公平、平等是他处理问题的最高准则。在主持集体学术活动时，他经常把一封信复印多份，同时寄给每个参与人，亮明自己的想法。家父惯憎“一言堂”，力倡“百家争鸣”，更不会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强加于人。他本人是个行动派，想到要完成的著述，心急如焚，夜不能寐，说“能不闻鸡起舞”！但是他催促同仁和学生的语气都是很温和的，落到纸面上的语句多是商量的口吻。语气稍有愠色，第二天还要请对方理解、见谅。在致同仁的很多信件中，他多次讲，我的想法“不免有主观成分，请多指教”。他也由于右手骨折导致字迹不清，多次道歉。
家父深得温润之道，经常讲，做事要把握“度”。他身上有一种乌托邦式的良心主义，要求自己不办对不起人的事。对于他人不恭之举，只要对工作、对学问有利，他都顺水推舟，做个老好人。他存好心，成全学术，光大学科；他办好事，美人之美、锦上添花；他做好人，尊重自主，隐忍遁道。
家父也有“没商量”的时候。杨生茂先生做事认真是出了名的，也绝对不会为迎合什么去表达他不相信的东西。他坚持的事情大多属学术质量和信仰范畴。对于学术质量问题，他有错必纠，不依不饶，锱铢必较。
他的政治信仰和学术立场是坚定的，从来没有因政治气候而动摇。他坚决不吃各个级别的公宴，不出席颁奖活动，拒绝后门招生。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到了1980年代杨生茂先生为自己立下座右铭，起斋号“澹泊惜阴斋”记之。这是他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
家父杨生茂先生的一生没有什么令人回肠荡气、可歌可泣的事迹，有的只是兢兢业业在教书岗位上的守望。今天我们纪念他，实际上是对上个世纪那些忠心祖国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纪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