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
严修一生有两个方面最为人称道，一是教育贡献，一是道德风范，因此被称为“教育界之道德家”。(陈宝泉《严范孙先生事略》)
对严修的道德品质，当时各派人物是有公论的。严修去世后《大公报》发社评，称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他的学生周恩来也曾说：“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欲作北洋时期历史，计划单独做传者二十余人，其中以严修为“清正”列传之首。至于自袁世凯以下的北洋时期大小政要，更是将严修作为当代的严子陵(两汉之际隐居的高士)，仰之弥高。
严修的道德为何能得到各方认可？这里仅举他与袁世凯的交往为例，可大略见其风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严修自贵州学政任返，其时同年挚友徐世昌正在天津小站佐袁世凯练兵。严修前往拜访，乃“晤袁慰亭观察，畅谈”。(见是年四月二十九日日记)严、袁二人都有维新之志，一文一武，惺惺相惜。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请严修总理学务。据袁氏自称：“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所为，予供指挥而已。”(陈宝泉《严范孙先生事略》)清末一项重大变革──废科举，正源自严修等对袁世凯的谏言，而由袁氏联合其他督抚上书，终于结束了历时千年的旧制。可见两人在重大改革问题上的共识。光绪三十四年，皇帝、太后死后，摄政王夺袁世凯之权，命其开缺养病。一时“旧识无敢与通音讯者”，时任学部侍郎的严修“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掌故拾零》)严修还保荐袁世凯仍留外务部尚书任。疏上后，留中不发。袁氏出京，仅严修等寥寥几人送至车站。多年后，有人问起此事，严修答曰：“本为衰朝惜异才。”(《蟫香馆别记》)可见，严修不惜冒死上疏，并非仅为私交，更是为国家的损失感到惋惜。至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组阁，力邀严修为度支大臣、南北议和代表，民国建立袁成为总统，又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等职，均被拒绝。为避官，严修还自请率袁氏子弟赴欧留学。(1913年6月22日日记)及至筹安会鼓吹帝制，严修深感不妥，赴京面见袁世凯，“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言”，力争国本。不想袁氏虚与委蛇，一意孤行。严修“遂绝迹于北海”，决不参与其事。(《范孙自订年谱》)等到帝国幻灭，袁氏退位，严修又第一时间前往看望、长谈。(1916年4月2日日记)据云，袁氏曾深自悔恨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者，乃真国士也……严范孙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张一麐《袁幕杂谈》)袁亡故后，严修赴京吊唁，并至河南彰德袁宅祭奠，以全朋友之交。
有人以“冲谦淡泊，狷洁自爱”(《大公报》社评)评价严修品格，似流于表面。总观严修之待袁世凯可谓不因私谊乱国本，不以成败绝故交，严格区分大节与个人恩义。严修两次进谏(一谏摄政王留袁，一谏袁氏莫称帝)都可说冒着杀头风险，大义当前，奋不顾身，绝非退隐、自爱所能概括。严修一生“尚公”，他自己一心为公、遗世独立，所作所为不夹杂半点个人得失，确实当得起傅斯年所题“清正”两字。试观当时中国，如此者能有几人？由此一例，可见严修“道德家”之称并非浪得虚名。
再说教育家。严修少年科举得志，二十四岁即中进士入翰林院。但他不以此为满足，他在贵州大力提倡新学，开办书局，改革书院，开风气之先。他奏请开经济特科，试图打破八股文对科举功名的垄断，被梁启超称为“戊戌新政的原点”。(《戊戌政变记》)而他也因此被守旧的老师徐桐逐出了师门。进入新世纪，严修力主废科举办新学。任学部侍郎期间，他主持全国教育改革，制定了中国首个国家颁布的教育宗旨，积极推动教育的近代化。息影津门后，他汲取各国教育经验，并将其熔铸于由严氏家塾发展而来的南开系列学校，与张伯苓等一起创造了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严修也被南开人尊为“校父”。在沃丘仲子所著《当代名人小传》(出版于1918年)中，严修被列为教育家之首。这在当时是毫无争议的。
在严修身上，道德家与教育家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所谓身教重于言教。教育绝不仅仅是教授专业知识，只有教育家是仁人志士，学生才可能志存高远，如果教育者言行不一，又怎能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己任？
此处尚有一段公案需要说明。严修晚年，时逢新文化运动，新道德、旧道德、新文化、旧文化大有不两立之势。对此严修内心曾感到强烈的刺激，反思自己一生办学，写下“庠序莘莘人艳说，吾心功罪未分明”的诗句。(《诗存稿·诵洛见赠抒情宣德四绝句，读之感愧，依次奉答》)“未分明”者何？最重要的就是新旧关系，自己一向提倡新学，是不是有顾此失彼之嫌。经过反思，他认为“新学与旧学，交攻如对垒。我思不必然，实事但求是”。(《诗存稿·寿林墨青六十》)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严修再次在家中办学，创立了崇化学会，力图补偏救弊。在全社会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风潮中，严修却走向了反面。不少人对此不解，感到遗憾。有人说他晚年趋于保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还有人把严修思想的转变作为“维新史中一段公案”。(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
其实如果深入其精神世界就会发现，严修并不是晚年趋于保守，而是在自我检讨后，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正如陈宝泉所言，严修晚年之留意国学，与当年之提倡新学，“其用心正无以异”。(《严范孙先生事略》)严修从来都是一位儒家士大夫，即便在批判八股取士、力主维新变法的时候，严修也坚持儒家“义理”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儒学本就是入世哲学，经世致用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近代中国，要想经邦济世就必须变革、必须引入西学新学，这些与儒家的价值追求、文化追求并无根本矛盾。严修的主张是在中国思想体系内部生发而来，所以他从来都不主张彻底打倒旧道德、旧文化。但严修并不是执拗的卫道士。他宽容通达，承认信仰自由。严修乐于吸收世界上各种先进理念，就是为了取长补短改造中国。他的思想与民主、科学，与新道德、新文化是可以对接的。在他看来，新学旧学各有其用，均有“精英”，也都有“葑菲”“末流”，对待新旧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严修是一位实干家，即使遇到挫折也迎难而上，面对新旧文化冲突，他从没想过像王国维、梁巨川那样殉难，而是从点滴做起，探索实践。一个崇化学会也许不能解决新旧冲突的根本问题，但这是严修在生命终止前尽了自己最后一分力。
用“新”“旧”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流弊深远。现在看来，严修的价值正在于他能够超越时代，摆脱新旧古今的窠臼，无论是被座师逐出师门，还是遭到时人误解，都不为所动，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也正是如此，才造就他“教育界之道德家”的独特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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