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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哲学道路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7年6月23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7-12 10:07

  □陈晏清

  讲我的哲学道路无非讲我是怎样走上哲学的道路的,我在哲学的道路上是怎样走的。

  我是哲学事业的一名地道的“志愿兵”。60年前,1956年,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理工类考生被保送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但在俄语学院学了一年俄语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决定不再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批预备生留在国内培养,可以任选学校和专业。我的许多同伴都去了北大、清华学习理工,我却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我的这个选择是绝对自主的,没有任何人干预。我家祖祖辈辈是生活在湖南省一个贫困山沟里的农民,父母都是文盲,对于我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他们没有能力过问。当时学校里和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许多中学时的同学对于我的这个选择很不理解,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幼稚懵懂状态下的盲目行为,可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清醒的自觉选择。

  我为什么选择学哲学?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兴趣使然。读中学时,因为觉得功课轻松,所以课外阅读的时间比较多,但阅读的范围却很窄,主要是政治理论读物。那时候,总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希望获得理解,便去看讲这些事情的文章和书。读得多了,兴趣也就越来越浓,并且逐渐由对一般政治理论的兴趣转向了对哲学的兴趣。当然,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所知道的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非常热爱中国共产党,并在刚满18岁时就入了党,也就十分关心党的理论和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1988年,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派出记者对一部分校友作过专访。在对我的访谈中,当问到我为什么选择哲学专业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党风、民风很好,国家一派兴旺景象,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我认为,“对于国家民族的振兴,哲学比什么都重要”。这百分之百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就是带着做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梦想走上哲学的道路的。

  凭着兴趣走上了哲学这条道路之后,我才越来越深切地体验到,哲学的道路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铺满了鲜花,它竟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几十年里,我见证了哲学的“热闹”和混乱,也见证了哲学的冷落和贫困。在这样的非常情况下,单凭兴趣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不少人就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不干哲学了。所以,一定要把兴趣升华为一种信念,这样才能使兴趣持续和更加理性。如果有了对哲学的坚定信念,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念,就会有在哲学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的意志和力量。当你面对哲学的混乱时,你就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清除这些混乱;当你感受到哲学的冷落和贫困时,你就会和自己的同道们一起去探寻哲学发展的新路向,让哲学走出困局。这个话题就已经涉及我在哲学的道路上是怎样走的问题了。

  从1957年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算起,到今年正好是60个年头。这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20年主要是学习时期,既是向书本学习,在课堂上学习,也是向实践学习,包括在实践的失败和挫折中学习。后40年是边学习边研究的时期,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活动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40年的事。这两个时期,是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的。

  中国人民大学5年的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它塑造了我的基本面貌,规定了我人生道路包括治学道路的大致轨迹。人大教育对我在治学上影响最深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精读马列原著,二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哲学的现实关怀。对于前一个方面,人们几乎没有争议,都认为是一种应当坚持和发扬的优良学风,而对后一个方面却争议多多。有些人对当时的理论联系实际这种教育方式是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的,我却不是这样看的。那个年代,国家的政治生活、理论生活多不正常,一些本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在其运用过程中常被扭曲,因此,我们应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其运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同这个原则本身区别开来。我至今认为,让哲学系的学生思考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适当地参加一些实际工作,有助于深化、活化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生逐渐树立起一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的本性相符合的学术观念、学术信念。我的母校为我们培育的强调哲学的现实关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成为我后来几十年治学的基本风格。

  我曾经借用新儒家常用的“返本开新”这个词来概括自己几十年来的学术活动历程。所谓“返本”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所谓“开新”就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不论“返本”还是“开新”,都是力图适应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现实需要,都是由明确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引导的。

  “返本”的第一步是哲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1977年初,我就萌生了对“四人帮”进行系统的哲学批判的念头。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完全没有把握做成和做好,但再难也得做。我之所以有勇气做这件事情,大概因为在被整整耽误了二十年的中国学界,我当时还算是“初生之犊”吧。《“四人帮”哲学批判》于1979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做的第一件有益的哲学工作。

  《“四人帮”哲学批判》只是结合政治批判而对“四人帮”所作的理论批判。要真正实现拨乱反正的任务,还必须结合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理论教训,在理论和学术的深层上推进。这部著作出版以后,我就着手清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错误哲学思潮,主要是唯意志论和“斗争哲学”。唯意志论思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性理论的外衣出场的,因此,我写了《论自觉的能动性》一书,于1983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斗争哲学”就是在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这两个方面中,只讲斗争不讲同一这样一种哲学思潮。针对这种斗争哲学,我连续写了几篇阐释对立统一学说的文章,还为教育部统编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改写了“对立统一规律”一章,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撰写了相关的词条释文。除了这两个作出了系统性清理的问题外,对于传统解释框架内涉及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我也都尽力作了一些思考和清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连续几年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班开设了“哲学原理提高课”,讲了40多个专题,多是当时有所争论或有所疑惑的问题。这门课程讲授的内容,大都有选择地纳入了我编写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但上述这些,还都只是一些局部性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要求改革整个哲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教委设立了“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的重点课题(后来又提升为国家社科规划的重点课题),由肖前、黄楠森主持,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点共同承担,我也参加了课题组,并担任了作为这一课题最终成果的新编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副主编,协助肖前主编做了一些事情。按我的理解,哲学体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清除苏联教科书的消极影响。我们以前使用的哲学教科书基本上是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俄国人过滤了的,因此,改革哲学教材体系也是一种“返本”,而且是一种具有全局性或总体性意义的“返本”。真正的“返本”就是要返回到学说的创始人那里去,返回到原创性学说去,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剔除后人附加于它的东西而把它的真精神剥显出来,释放出来,并进而根据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予以发挥和发展。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有重要成就的,特别是其中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思想,和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维度的深入发掘和阐释,是在实际上顺应了中国社会奔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只是由于课题组内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认识分歧较大,一时难以完全统一,我们的一些观点和意图难以在最终成果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因此,我又在南开组织队伍,在课题组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撰著了《现代唯物主义导引》一书,并将其改编为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供研究生使用)。

  到这个时候,我所理解的“返本”工作告一段落。这个“返本”的工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去做并且必须做好的工作,否则,哲学的发展就会寸步难行,甚至南辕北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被压抑束缚了多年的活力解放出来了,学者们都在努力构筑自己学科的学术高地。那时候我想,我这个学科的高地在哪里?所谓“学术高地”也是个历史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就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哲学状况来说,这个“高地”就是那块被清理好了的地基。不可能超越或绕开这个地方而在其他的地方冒出一座什么“高峰”,不可能在未经清理的地基上建造起新的哲学大厦。这就是我理解的“返本”与“开新”的关系。“返本”是为了“开新”,必须在“返本”的基础上开新。“开新”应是一种原创性的研究,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新的观念、新的理论的创造。这就必须探寻哲学的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不在书本上,不在历史中,不在任何别的地方,而只能存在于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因此,哲学的创新,其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是寻找哲学走向现实生活的通道。在我看来,社会哲学就是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会通的最佳渠道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社会哲学的研究,并于1990年出版了由我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哲学》一书。这本书以中国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为中心线索,阐明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动及其规律性。这当然是一种社会哲学的研究,但这个研究是从哲学教学改革的需要出发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哲学教育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在研究方式上还只是运用原来的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原理所提供的观念框架去解释当今的社会生活,尚未建立起社会哲学的独自的理论和方法,总之,尚不具备社会哲学的学术自觉。从学科角度关注和研究社会哲学,是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亦即20世纪90年代初哲学体系改革的高潮过去之后。

  经过几年的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在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上获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这就是把握到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两个哲学维度即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维度的关系。历史哲学的维度即一般历史观的维度,它研究人类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本性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所熟悉的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哲学的维度。社会哲学的维度则是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维度,它从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切入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这两个维度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与现实历史的关系。明确了这两个维度的区别和联系,就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找到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也找到了研究社会哲学的基本方法。

  社会哲学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就应当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考诸思想史,近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兴起,也是与西方国家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相伴随的。只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相比,有自己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制度前提,即社会转型的不同的历史起点,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因此,固然应当借鉴西方“先发”国家的有益经验,但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哲学体系。依据这种认识,我们选取了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于1998年、1999年出版了由我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含《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转型社会控制论》《社会转型的文化约束》《社会转型代价论》《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可持续发展——新的文明观》《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等共10种,实际上是一套中国的社会转型理论丛书。因为出版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资助),还有几本未能纳入丛书的著作,只能自找门路,单本出版。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或在读的,或已毕业的。可以说,我们初步构建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转型理论的框架。

  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两个不可割裂的哲学维度。我们在把社会哲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历史哲学的研究。历史哲学的研究虽属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但仍是由明确的、现实的问题意识引导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讨论日趋活跃。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决定论和选择论的关系,焦点是是否承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这是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哲学基础的重大问题,不能不予以高度的持续的关注。如果在历史哲学即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上有了动摇,社会哲学的研究也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因此,我们承担了国家社科规划的重点课题,并由我和阎孟伟合著了《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一书。

  广义的社会哲学也包括政治哲学。20世纪末,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和哲学自身的发展,都把政治哲学的研究飞快地推上了一种重要而显赫的地位。我们便把社会哲学的研究集中到了政治哲学方面。从2003年以后,政治哲学成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主要博士研究方向。鉴于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的学科状况有所不同,我们在研究方式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对于政治哲学,我们是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与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举并重,一方面选取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如社会正义问题、民主问题等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力图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探索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

  2011年,我又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的创建。这个研究院的创建宗旨是对一些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形成一些新的理念,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理论的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有3项: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二是京津冀地区PM2.5污染防治对策研究,三是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协商民主课题。我担任这个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并直接主持协商民主课题的研究。我已经是往80岁奔的人了,之所以还愿意在这个研究院尽绵薄之力,就是因为这个研究院的创办很符合我的学术理想。有人说,社会哲学研究、政治哲学研究、创办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是南开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的三部曲,这说法大体符合实际。

  几十年的哲学之路走下来,我获得的最真切、最深刻的体会是,现实生活才是哲学这棵大树生长的厚土,只有扎根于现实生活,才能推动哲学的进步,才能让哲学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本文系《陈晏清哲学文集》(八卷本)的代总序)

  人物小传>>>>>

  陈晏清,1938年出生,湖南新化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6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南开大学任教至今。1985年晋升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哲学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人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顾问,天津市哲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

  10月31日下午,南开大学党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9月19日-25日举行,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