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
严修《使黔日记》手稿(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陈鑫点校整理的《严修日记(1894-1898)》书影
记载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科举、学务制度的《清史稿·选举志》中，严修是唯一一位出现3次的人物。其一是1897年，他在贵州学政任上向朝廷提议开设经济特科，发戊戌变法与科举改革之先声。另两次是：1905年，他在直隶首创劝学所，后来推广到全国，成为清末普及教育的重要制度；1906年，学部初设，他受命为侍郎，着手构建全国性的教育体系。3次提名，勾勒出严修在晚清学务改革中的独特地位，也彰显了他的视野与气魄。本文尝试就其中他任贵州学政，提出经济特科建议的前后经过，作一简要介绍。
不平凡的任期——授命于甲午、戊戌之间
督学贵州是在严修35至38岁间，时间为1894至1897年。这一时期，不仅是严修个人生平一个转捩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关键期。
严修科举得第很早，24岁便中了进士，但在任翰林编修期间(1886-1894)并不得志。究其根源，是因为崇尚实学的他与当时的官场、学坛有些格格不入。他从不钻营苟且、曲意逢迎，只是勤于修身、潜心学问，特别是下了很大功夫研究经世之学和算术格致。在历次考差中，严修或是成绩平平，或是不愿参与，因为所考内容无非八股试帖，而他对此已渐失兴趣。严修曾自叹“八载京华縻廪禄”，8年并不是一个短暂时期，尤其是对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反复品味严修的日记、书信和诗歌，可以窥到他些许的失落和渐萌的退志。严修出身盐商世家，不过此前从未插手家业。在翰苑的第八年初，他却开始整顿三河盐店，主持修订了新章程，这似乎表明他已动了辞职归家的念头。他甚至写了希望“环瀛纵游”、退居林下的诗句。
然而就在这年，朝廷举行了翰詹大考。考核中严修名列二等，获得奖励，不久又被任命为贵州学政。学政一任3年，相当于主持一省学务、考务的钦差，具有专折奏事的资格。这一任命重新激起了严修的事功之志，他决心通过这次学差，将自己关心的事业——学务改革付诸实践。
严修授命之时，恰是甲午战争爆发不久，而任满回京又逢戊戌维新风起云涌。就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席卷而来、变法呼声日渐高涨的局势中，严修履行了学政之任。
北京、贵州相隔千山万水，严修的赴任之旅历时3个月之久。途中，他不断听到前线战败消息，不禁“嗒然若丧”，受到深深的刺激。原本他就对士风之弊有着自己的认识，此时一路观察政情民俗，更促使他进一步反思中国贫弱的原因。他认定“天下之治乱视乎人才”，选育人才要“敦品励学，讲求实用”。下车伊始，他发出“观风”“劝学”“申明约束”诸告示，表明振刷士气、革新风俗的志愿。他告诫学子不要只关心自身前程，更要明白“读书将以致用”，要以天下为己任，探寻国家富强的方略和民生利病的根源。
思考学政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案临本省各府，举行两轮院试，称为岁科两试。巡考期间，还要处理与举贡生监相关的各类案件、事务。贵州多山，地形复杂，严修不避艰难跋涉，遍临各棚。繁忙的公务，让他常常一天只能睡一两个时辰。有一次，他主持考试一整天，深夜还在床上工作，困倦至极，不觉灯花点燃被子，险些酿成火灾。
然而严修并没把劳累放在心上，他心心念念的是如何转变学风。在时文、试帖之外，他尽可能在部分考试中用策论引导学子通古今之变。比如提问“历代舟师之制”“自唐至明兵制得失”“汉代边防”等，显然是让学子反思甲午战败，乃至晚近积弱之势。他引导学子研究历史上的变法改革，评论战国时的商鞅、赵武灵王，分析西汉贾谊《陈政事疏》是否可行。
严修认为，对于西学、洋务不必心存偏见。他让考生“论泰西各国强弱”“论西学之用与用之之法”“论洋务”“论化学之用”，作出自己的思考。他还指出算术在上古属于“六艺”之一，是士的基本素养，今人不可耻习算学。他多次将算学题作为选考内容，鼓励学子加以钻研。
科举考试能否选出有用之才，是严修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也反映到考题之中。到任后，他主持的第一场考试，便以“‘科举之士不患妨功’论”为题。这说明他试图找到词章之学与事功之学的平衡点。后来他又以宋儒对科举的讨论为题，问：宋神宗时，王安石和苏轼曾就改革科举进行过一次辩论，谁的意见更有道理。又问：朱熹的“贡举私议”和司马光的“十科举士法”内容分别是什么，能否加以申论。他还曾考查学生对学校、书院制度的了解程度，如问“明代学校之制”“书院之名昉于何时？历代规制若何？”引导学子反思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八股试帖之学还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严修主持的考试无疑为贵州带来一阵新风。
转变学风的举措——开设书局、变通书院
为了改变闭塞的风气，严修在贵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篇幅所限，这里仅略述其创办官书局和改革学古书院的举措。
广泛读书是增长见识的方便法门。然而当时贵州连“五经”都缺少善本，遑论其他书籍。为此，严修颇费心思。使黔之任，他不携家眷，不多带幕宾、随从，但他的行李却十分沉重，在舟车辗转中险些酿成意外。原来他从京城携来14箱书籍，每箱重量俱在百斤以外。
赴任途中，严修遇到贵州籍新翰林谭启端。谭氏建议在贵州设立书局，购销图书。此议甚合严修之心。到任不久，他便与贵阳知府文海进行筹划。然而，随着严修外出考试，此事被耽搁下来。原本设想书局由士绅主持，但遇到阻力。于是严修与巡抚嵩昆协商，改建官书局。开办经费短缺，严修带头捐出养廉银1000两。
为了书籍印刷，严修专门筹措到一套活字板。他还参照各省官书局书目和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批量购书，转销全省。书局的兴办为贵州学子读书创造了便利。后来民国初年，贵州设公立图书馆，很大一部分书籍便来自官书局。
严修念兹在兹的是“学臣有教育人才之责”。他认为：“方今时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非合众不能砺学”。为此，严修决心在贵州省城的学古书院，进行教育改革尝试。
筹备工作从1896年开始，严修先后制定了书院章程、肄业条约和山长学规，形成了一套规章制度。书院成败在于师资，严修通过长时间物色，决定邀请贵州的经世名儒雷廷珍和懂得西学的郭中广分别担任山长与监院。在传统学问外，书院特别强调算学。为聘请懂微积分的算学教师，严修专门致信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支援。可惜由于贵州“地边且瘠”，无人愿来任教。1897年初，在岁科两试完竣后，严修专心投入书院事务。他面向全省考选了40名住斋学生，“试点班”随即开学。
没请到算学老师，严修便亲自执教，每日与学生切磋研究。他订立算学月考制度，对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为了让学生了解维新思想，严修联系官书局代销《时务报》，鼓励学生订阅。
严修还支持学生建立起讲学组织——黔学会。在边远的贵州，能够创立自己的学会，与强学会、苏学会、南学会、粤学会等维新团体交相辉映，十分难得。严修希望学子可以“前不负古人，后不负来者，上不负国家，下不负生灵”。
实践证明，学古书院的成果令人可喜，培育了一批人才。严修离任不久，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成为贵州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
在严修奋力扭转学风之时，他也遇到了不少困扰。原来贵州不仅地处僻远，而且经历过长达18年的“咸同之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生产凋敝。虽然战乱已过去多年，但“元气久未复，故文风亦未能遽振”。严修一心想鼓励士子学以致用，但现实是，他的很大一部分精力要用于面对错字连篇、音读多舛、文理不通的考卷，处理“枪棚、冒棚、赌棚、镖棚”“带名字”“卖坐子”等混乱不堪的考场。同时，贵州学务、考务中还存在种种制度性弊端，如黉仪田多由绅士把持、竹本之法阻碍贫寒学子应试等。在学绅衿霸凌百姓、胡作非为的现象亦不在少数。这些事务已令严修疲惫不堪。官员们贪图安逸，保守自闭，“大以洋务为讳”，则更令人无可奈何。就连严修亲自推行的改革举措，也不免为人所阻。种种劳心费力，令30多岁的他就显出了衰老之相。
不过困难并没有让严修放弃。在全省岁科两试结束后，他向朝廷上了一封奏折，提出“防弊固考政所宜先，而育才尤今日之急务”，表达了坚持育才理想的决心。
此时严修对教育改革的理解已不仅是书斋中的玄想，而是经过深入考察后的反思。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育才必须中西学并重。严修是士大夫中较早钻研西学者，从十几岁起就阅读了不少算学、格致书籍，到贵州后他继续收集西学目录，购阅了《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甚至还延师学习英文。如何看待中西学的关系，是严修毕生反复思考的一个主要命题，其理解是不断发展的，侧重点也因时而异。在这一时期，严修相信，接受西学并不一定要打破传统学术的框架。儒门之中本有经世一科，西学可以作为其延伸，吸纳到旧有框架之中。最能表达其观点的，是他劝谕学子的32字箴言：“义理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西学虽被格外强调，但依然被看作经世学的内容。义理则还是“万劫而不可磨灭”的真理。所谓义理即现在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此时的严修认为：“西学虽极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义理之学愈深，西学之用愈寔。孔孟程朱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见其可行于此。”这可以说是典型的中体西用论，也是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思想基础。
轰动全国的建议——奏请开设经济特科
八股取士的种种弊端其实早已显露，尤其是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后，旧科举根本选拔不出国家急需的人才，变革呼声不绝如缕。然而，由于科举是关系国家政体、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的基础性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反对变革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
任学政期间，严修“明知救时才俊必不出于八股试帖之中”，但由于职任所在，又不得不组织考试，这令他感到十分无奈。改变科举的想法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终于，在任内主要工作结束后，他下定决心向朝廷上书，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1897年中秋，严修与知己好友陈惟彦长谈，提出奏设特科的想法，得到赞同。转日，他便开始起草奏折，前后30余天最终定稿。
奏折开头，严修便亮出自己的意见：时政维新，急需人才，请求打破常规，尽快开设专科，向天下表明朝廷希望招揽实用之才的明确态度。他认为，甲午战后朝廷虽然想过一些选才办法，但效果很不理想。为今之计，必须通过“旷世非常”“家喻户晓”的新措施，才能振奋士气。
严修建议，新科以“经济”为名，选拔通晓时务的各类人才，包括：周知全国各地经济社会状况者，熟悉中外交涉事件者，懂得算学律学者，了解制造技术者，堪为外交使节者，擅长测绘者等。标准一经确立，形成政策导向，各类人才就会被吸引而来。
严修在奏折中，还对录取名额、考试周期、推荐保送制度、赴考旅费等环节进行了认真设计，提出建议。奏折最后，他表示，旧科举已经“势处其穷，不得不变”，但又不能一下子完全推翻，因此可暂时以经济科作为权宜之计。待时机成熟，还是要对科举进行全面改革。
严修奏折呈递后，光绪皇帝指示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进行讨论。转年正月初六日，总理衙门回奏，认为严修筹划周密，当今急需人才，可开设经济特科。当天，光绪皇帝下谕旨同意施行。
严修的建议是在暂时不废科举的情况下，另开特科招纳人才。有研究者将此形容为“保守治疗”，也有人称之为“老树嫁接新枝”。不管怎样，这是在当时最具可行性的科举改革方案，得到认可，绝非偶然。
经济特科的建议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湖南巡抚、维新运动的推动者陈宝箴在信中向严修表达敬意，称：“救时之务，莫急于此。”梁启超则直言，此举为“戊戌维新之起点”。
1897年末，严修任满交卸，踏上回京复命的旅程。任期内他不仅两袖清风，并且透支家产用于奖掖学子、购买书籍，“致成债帅”。临行，贵州士人相与讴歌，称其“以经师而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结束了贵州学政之任的严修应该是踌躇满志的，可能在期待维新变法大时代的来临。那么事实上，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命运呢？
此时的严修已是全国闻名的人物，受到各方注意。路经湖广，张之洞亲派火轮接他至汉口约谈。从上海至天津的轮船中，他遇到梁启超，连续两日“畅谈甚久”。回到北京，严修觐见光绪皇帝，拜见李鸿章，又在一次聚会中与康有为“畅谈许久”。康、梁约他一同会见日本公使，虽因翻译生病，会见并未进行，但也可见他们已成同道。严修还前往小站探访了好友徐世昌，并与正在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晤面“畅谈”。一时间，他几乎走到了时代的潮头之上。
然而在另一面，严修因维新主张获罪于“守旧”人物的代表、他的老师、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严修到京后四次拜谒，徐桐俱不见面，还在门房贴出字条：“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徐桐不仅是严修的老师，还是他的顶头上司——翰林院掌院。他的态度让严修感到被当头浇下一盆凉水。此时的京城，各方势力之间明争暗斗。而在天津家中，主持家务的兄长又突然病逝。已经在翰林院无法立足的严修，不得不请长假回家，结束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光”期。
不久百日维新开始，却又很快在政变中结束，康、梁流亡海外，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经济特科没有来得及施行，就被慈禧太后废止，胎死腹中。此后的事情颇为吊诡。1901年，清政府在遭受庚子之变，付出惨痛代价后，终于又重新抓住经济特科这棵救命稻草。然而时移势易，历史已容不得一错再错、乱了方寸的清王朝去按部就班地进行改革，很快科举彻底停罢，并且再也没有开考。
戊戌维新虽然遭遇重挫，但是严修并未放弃他的主张。在离开政治中心后，他转回天津家中。本年冬天，他将家馆作为教育改革新的试验场，聘请张伯苓来馆任教，开始了又一次的探索，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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