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
转眼间，肖东发教授离开人世已经快一年了。每当想起肖老师，我总不能接受他故去的事实。
在中国编辑出版学界，肖东发教授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勤奋刻苦，治学严谨，视野开阔，出版了多部著作。他所撰写的《中国编辑出版史》教材，对于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具有开创之功，他的《中国出版印刷史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不仅是学养丰厚的教授，而且还能写一手很好的散文，他的《燕南园51号》、《北大问学记》格调清新，文笔隽永，对读者颇具吸引力。
11年前，我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其中的一门课程就是“中国编辑出版史”，肖老师的著作是我经常翻阅的参考书，自然，在感情上也和肖老师亲近了不少。
初次见到肖老师，是在北京一个课外阅读推广的会议上，他说话带东北口音，对人很客气，全然没有北大名教授的架子。那天，他带了一份由他主编的一本教材的订单，希望大家能够采用这本教材。我当时有些不以为然，心想这不应该是大教授的事情。直到自己教书的时间长了，才知道编写教材、推广教材的辛苦。
第二次见到肖老师是在200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创办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校长和各位嘉宾致辞后，是肖老师代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他本来准备了PPT课件，但设备却出现了故障，说什么也放不出来，工作人员忙得一团糟，场下议论纷纷。肖老师见状，说，不用调试了，我要讲的内容全在脑子里，我直接讲好了。在没有讲稿和屏幕显示的情况下，肖老师讲得非常精彩，有些地方可谓如数家珍，令在场的人们非常敬佩。大家真正领略了肖老师的风采。
后来，又在几次学术会议上见到过肖老师，渐渐地，我和肖老师熟悉了起来。对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出版通史》九卷本的编写，肖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他还执笔撰写了第一卷即先秦两汉卷。这部大书出版后，我向他表示祝贺和敬意，他说：“回头我送给你一本。”我以为是客套话，就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在当下，大家彼此之间联络方便，见面后显得很亲热，开空头支票的也就越来越多，因此，对于别人的客套话便不可当真。但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个从邮局挂号寄来的纸包，打开一看，竟然是肖老师寄来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扉页上很郑重地题了字，签了名。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肖老师为人的诚恳和厚道。
章宏伟兄出任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之后，志向颇为远大，学术活动频繁，肖老师经常受邀参加故宫研究所的活动。2013年7月，在“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肖老师作了“《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影印之我见”的发言，他针对不少单位耗费巨资竞相影印《四库全书》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表示反感，他从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背景、编纂目的、编纂人员、编纂过程、主要内容、书成后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对这部丛书进行了分析和评判，在发言的最后，肖老师这样问道：“如果都开工(影印《四库全书》)，该多么可怕，难道不该叫停吗？难道拉来资金就可以上马，还要浪费大量好纸、好墨、人工、场地，造成巨大损失之后，才半途而废吗？(现在)《四库全书》的电子版、光盘版、网络版可以全文检索，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为什么还要恣意影印大而不好使用体积庞大的纸本书呢？”“我们作为一个清醒的读书人还是应该大声疾呼：重复影印《四库全书》可以休矣！”那天，肖老师颇为激动，令与会者动容，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对肖老师的疾呼表示赞同。
会议结束后，大家到东四附近的一家酒楼吃饭，我坐在肖老师旁边，见他在吃饭前为自己注射胰岛素。他说，他的糖尿病比较严重，离不开注射。我有些难过，我知道，一旦患了这种病，就要终生与药物、针剂为伴，其痛苦可想而知。和肖老师在一起，话题依然离不开书，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他所主编的台湾版《让阅读改变生活》，签名后送给我，说，这是刚出的，就这一本了，你随便翻翻吧。
由于他回家的路途较远，需要提前退席，我陪他走到地铁口，看他走下扶梯，他对我摆摆手，就消失在人群中了。这时，我感到了一丝悲凉。
最后一次见到肖老师，是在2015年10月24日至25日的“媒介融合时代的编辑与出版”高层论坛暨2015年编辑出版学年会上。那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主办，我负责会议的筹备。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请肖老师作主题演讲，肖老师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我要好好准备，给你捧场。24日上午，肖老师走上讲台，发表了“出版需要人文素质”长篇演讲。
“人文素质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对独立人格的尊重，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演讲中，他从编辑出版的发展前景谈到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为了阐释“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他满怀深情地引述了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肖老师在引述这首诗的时候，颇为慷慨激昂。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当他念到“肯将衰朽惜残年”时，缓缓解释说：“我知道自己这把老骨头没多长时间了，我不吝惜了……”那沉郁顿挫的语调，令参会者和在场的师生深受感动。我将这首诗记了下来，一连书写了很多遍。每次书写的时候，眼前都会浮现出肖老师那天的神情。
那次会议安排大家参观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博物馆，肖老师看得很仔细，并和博物馆的负责人约好，在11月举办的“东方印迹”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研讨会上展示杨柳青年画的制作过程。在和肖老师闲聊的时候，他听说我收集了一些木板水印的笺纸和笺谱，就邀我也到会上交流一下。他说，要深入研讨，多出成果，争取创立一门“东方印迹学”。
回到北京不久，他就请助手发来了“东方印迹——2015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遗憾的是我因故未能参会。我给肖老师发了一条短信，对不能到会表示歉意。肖老师很快就回复表示理解。后来又专门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介绍会议的情况，邮件中说：“以后我搞博雅出版论坛，想着告诉你，期待下次会议再见。”
万万没有想到，时隔不到半年，肖老师就在海南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年仅67岁。
听专程赶赴海南料理肖老师后事的张积老师讲，肖老师是在2015年的冬季和夫人带着小孙女去海南过冬，那里虽然风景很好，但交通十分不便，外出看病更是难上加难。这对肖老师的健康极为不利。他有严重的糖尿病，水土不服，天气炎热又引发了别的病症，他是在如厕时猝发心脏病去世的。
肖老师的突然去世，在学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家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哀悼。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肖老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挽联、花圈、花篮触目皆是，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追悼会的人数超过了500人。没有专门组织，没有刻意安排，大家是自发地向肖老师表达诚挚的敬意。
由于那天有本科生的课，我不能去北京送肖老师最后一程，只是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痛哉！中国出版史遗绝响；悲夫！东方印迹学待功成。”算是向肖老师表达了一点心意。
肖老师虽然走了，但他的事业还在，他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流驶而愈加深远，这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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