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怀风
滕维藻先生手迹
1981年时的南开大学主要校领导在一起，左起：王凤山、张再旺、杨石先、吴大任、崔希默、滕维藻、郑天挺、胡国定
滕维藻先生与家人郊游钓鱼
滕维藻先生是我1963年9月入学南开大学本科后知悉的第一批南开名教授之一，在我的心目中，杨石先校长、吴大任副校长和滕维藻教务长，都是那时候具有人文精神的代表性南开人物。当时许多老师称滕维藻先生为“滕公”，这又加深了我对滕先生的敬重。那时的我，一个小小的本科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今后的岁月里会和这位自己翘首仰望的德高望重前辈有那么多personal交往。
滕维藻先生给我第一次personal印象还是在“文革”中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文革”一开始，有些人就抛出了所谓的何(何锡麟，校党委原副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娄(娄平，校党委原副书记兼副校长)、吴(吴大任，原副校长)、滕(滕维藻，原教务长)“黑帮集团”。当时我和大部分国人一样，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崇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运动。但心里总是有一丝不理解，难道那么多我过去尊重和敬仰的前辈都是“黑帮”吗？和当时所有批斗会一样，那次批斗滕先生的会上也是口号叫得很响，并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倒是一位看管“黑帮”、监督他们劳动的同学的发言，反而使我突然感到和滕先生一下子走近了。那位同学批判的是滕先生“抗拒改造”。当时被揪出批判的人按毛主席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论述，统称为“牛鬼蛇神”，关押他们的地方称为“牛棚”。那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人员在看管同学的监督下劳动，劳动的内容是拔草，这也是依据毛主席的“拔出毒草，种上香花”的论述。但只见把学校拔得光秃秃的，也未见种上什么香花。那天，滕先生和吴大任先生被安排在电影广场拔草。那是当时放露天电影和开大会的一个广场，广场的一端是一个木头搭的大台，可以说是舞台或主席台吧。当时的批斗会几乎全在那儿举行。那位同学揭发说在劳动的间隙，滕先生在主席台的木柱子上蹭背。当吴先生问他你干嘛时，他说，我不是牛(鬼蛇神)吗，你下乡没见过牛在木柱子上蹭痒痒吗？那名学生把滕先生的如此举动定性为“抗拒改造”。对这场批斗的报道中也说“革命群众义愤填膺，高呼口号”。但我见到的却是不少同学忍俊不禁。我突然觉得滕先生变得十分亲切。我想，像先生这样在逆境中还能如此诙谐和幽默，一定不是“黑”的，一定不是“黑帮”。
我第一次和滕先生直接面谈，那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1982年6月底我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博士学位，10月回南开大学化学系工作。回去没几天，系办公室通知我说，滕校长要约我去他办公室谈话。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滕校长的办公室，他已经在等我了。没有官话，没有套话，滕先生直接就问我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没有，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正好在住房问题上碰上了一些问题。我当时暂住亲戚家，去房管科谈住房问题时他们说我是单身职工(我妻子在上海工作还没有调来)，按学校规定需住在集体宿舍，三四个人一间房间。我对滕先生说，我有不少事情想做，比如编写一本适合化学系学生用的《生物化学》讲义，为此我还从国外买了好几本欧美的生物化学教科书，还想把我在德国做过的和带学生做过的生物化学大实验移植过来。我这个人做事有个毛病，做事不大，摊子不小，做一点点事情各种资料桌上、床上一大摊子，做半截停下也不收拾。住集体宿舍一则影响工作，再则也妨碍别人。我希望能有一个独立的小间，哪怕五六平方米也行。滕先生表示他理解我的要求，尽可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房管科就通知我，给我分配了西南村一个一楼的小单元中一个9平方米的小间。这是个两间套的单元，另一个15平方米的大间原来住的是总务处事务科的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儿也在总务处工作，女婿在校外工作。原来他们都住在三楼的一个两间单元，后因三代人增配了一楼的这一大间。老太太去世后，她的外孙(二十来岁，在校外某工厂当司机)继续住在这间房间。那一小间一直是周转房。那小伙子平时吃饭和活动都在三楼他父母处，就晚上来睡觉，厨房也只是堆放些蔬菜杂物等，不用来做饭。除了居住的面积小了一点，我等于单独使用这一套单元，这对我简直是一种奢侈了。而且小伙子一家都非常友善。托滕先生的福，我得以在那两年做了几乎所有我想做的事情，那本《生物化学》还在母国光先生的关照下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当时，住房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而滕校长为我解决住房问题还不止一次。1984年暑假前，学校人事处为我妻子办理了从上海某纺织厂调到南开大学的人事调动手续，并通知了房管科等各有关单位。滕校长还为我和康G-J博士(加拿大留学归来)特批了两套小单元。可是到房管科办手续时，他们说只能分配我们到筒子楼去住。我1982年回国时是作为研究生毕业由国务院劳动人事部科技干部局统一分配，由于我妻子在上海工作，我被分配到上海市科技局报到。当时南开大学希望我能回校工作。好不容易说服我妻子，放弃了去上海的机会，来南开大学工作，现在她调来还要住筒子楼，我也说不过去。没有办法，我和康G-J一起去找了滕校长。滕先生听了我们叙述后，当场就把总务处长和房管科长叫来了。房管科长强调按照学校的分房条例以及我们的资历，一般地说，只能先住筒子楼。“这不是特殊情况吗？你们的分房条例中也没有考虑到他们这种特殊情况，要不然还要我特批做什么？”滕校长显然有点生气了。房管科长还想强辩些什么，被总务处长打断了，“那我们回去研究研究吧。”
“我批示是让你们执行的，不是让你们研究的。”滕校长发威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且是为了我们两个在他面前小小的小学生。总务处长当场就让我们去房管科办理了房屋手续。
1983年，我担任了《南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编委，负责与编辑部联络和杂志的编辑发行工作。编委会主任原来是杨石先教授，1984年申泮文教授接替杨先生担任主任。当时学报是季刊(现在是双月刊)，一年才出4期。学报的出版发行全靠学校拨款，学校每年拨款两万元。当时物价和工资都很低，大学毕业生转正后月工资才56元，两万元不算个小数目。但每期五千元还是十分紧张的。排版印刷要两千多元；我们的学报订阅量很少，大多是免费寄给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这又是一笔支出。当时录用的稿件是要付稿费的，更要命的是审稿是有偿的，要不然很少有人愿意为我们审稿。那些年我们的退稿率还远不到一半，因为投稿量少。如果要提高学报的水准，就要扩大稿源，降低录用率。但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真达到了退稿率三分之二，连每份稿件两个审稿人的审稿费都付不起。这种情况下，学报的质量怎么能上得去？我们还希望增加出刊数，改成双月刊，靠这点经费就更谈不上了。我把这事向申先生汇报了，希望他能向学校争取增加学报的经费。申先生告诉我，他在校长办公会上提出过这个要求，但说是研究研究就没有下文了。他说这事最好直接找校长单独谈，希望我能自己去找校长，我可以说我在编委分工中负责杂志的编辑发行工作，是他委托我找校长的，因为他麻烦校长的事够多的了。我明白了，麻烦校长的事情大家分摊着点。那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滕校长了。
当时电话还很不普及，整个化学系只有一两台电话，找校长基本没法预约，都是直接闯到校办。碰巧了，可以找到校长，碰不巧，就向他们咨询校长大概什么时候在，到时再闯。也有人直接闯到校长的办公室去的。那天我去校办，正好滕校长没有安排活动，校办的工作人员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那时正值夏天，天气很热，我们进去时滕校长穿了件汗背心在桌前办公。见我们进去，赶忙拿起挂在椅子背上的衬衫穿上。“天太热了，您不用穿。”我说。“那怎么行，你们都穿得整整齐齐的，我哪能那么随便。”这时我发现滕先生那件洗得有点发黄的背心上有两个小窟窿。我说明了来意，滕校长很耐心地听了我汇报学报的出版和发行情况以及增加经费的要求，还问了些问题。最后他说校领导会尽快研究这个问题，并予以解决。几天后，胡国定副校长召见我和编辑部负责人李菁老师，通报学校决定把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年经费增加至四万元，并希望我们努力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尽早把学报改版为双月刊。
在我和滕校长谈话的半个多小时中，几次被来访者打断。他们都是直闯校长办公室的。有几个是住房问题，也有其他五花八门的问题。有个中年女教师的儿子中学升学成绩不合格，未被南开大学附中录取，也来找滕校长。她大概是个业务骨干，对滕校长说，我们没白天没黑夜地为南开大学作贡献，耽误了子女的教育，现在连附中都不收我们的孩子，叫我们怎么安心工作。滕校长很耐心地听他们诉说，一一进行解释，有些能处理的当场就处理了。他们走后，滕校长对我说很抱歉，杂七杂八的事太多。我说可以理解，我自己不是也为住房问题找过您。接着他打趣地对我说：“我简直不像是南开大学校长，是南开镇的镇长。”这句话把我逗乐了，滕先生用这样的诙谐和幽默来抨击“大学办社会”这种中国特色的怪现象，太形象、太精辟了。
1985年9月，海德堡大学校长、物理系教授Zu Putlitz一行来南开大学访问，滕校长和即将接任下一任校长的母国光教授接待了他们并进行了会谈，我为他们担任德语翻译。这次会谈最大的成果是海德堡大学出资奖学金，接受南开大学选送的研究生去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自1987年初起，南开大学分批选送了20多名研究生去那里。那天下午会谈后，母国光先生陪同Zu Putlitz教授参观物理系一个小时，我陪滕校长在专家楼贵宾室休息。这真是个难得的机会，能和滕先生如此单独相处。早就听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要聘请滕先生担任理事长，我便趁这个机会向滕先生证实此事。他告诉我确有此事，但教育部要求他等这一任校长任满后再考虑此事。我问他，今年底任满后是否考虑此事，他解释道，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上一任理事长年前就卸任了，新的一任理事长马上就要接任，现在这个职务已由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退休总理接任了。滕先生娓娓讲来，就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一样。接下来我又向滕先生请教他研究的跨国公司的问题。虽然我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几乎为零，滕先生还是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解了国际资本的组成、投向及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国际资本等问题。尽管我对先生讲的似懂非懂，但这种远离现实问题困扰的话题使我感到十分轻松。可惜一个小时的时间太短了。
滕先生从校长职务上退下来之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记得有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在学校的路上见到滕先生，他头上戴着一顶斗笠，穿了一身洗得快发白的中山装，裤腿快挽到膝盖了，足蹬一双黑色的胶鞋，腰间系着一根皮带，上面挂着一个很精致的竹编鱼篓，右手扛着一根拉伸式鱼竿。我虽是外行，但一看就知道这鱼竿会使钓友们看着就眼热。“钓鱼去了。”滕先生解释道。那语气似乎有点为他这身装束不好意思。我知道滕先生酷爱钓鱼，他这身装束使我想起了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关于奥勃朗斯基公爵打猎的那一段描述：对照穿着华贵猎装的青年猎友，公爵穿着一身普通猎户的便捷装束，唯有那杆猎枪精致而专业。作者评论说这才是真正的玩家猎手。我想从滕先生这身装束和他的鱼竿、鱼篓，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位真正的渔父钓家。
人物小传>>>>>
滕维藻(1917-2008)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江苏阜宁人。1937年考入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次年转入农业经济系。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在重庆上海银行研究室工作，1945年重返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曾任经济研究所所长、教务长等职务。1979年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81—1985年担任南开大学校长，1982—1983年代理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后任南开大学顾问。
作为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开拓者，滕维藻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在世界经济、特别是跨国公司研究领域成就卓著。1964年受国务院委托组织研究大洋洲问题，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73年开始研究跨国公司问题。鉴于他在该领域的卓越成就，被联合国聘为跨国公司委员会高级顾问。他还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全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和大洋洲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等职。1991年被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作为优秀的教育家，滕维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和代理党委书记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学校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作出了积极努力，对学校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南开文理并重、比翼齐飞学科特色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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