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左为宋子文)
1904年，张伯苓就筹建中学事宜致严修函
南开系列学校是严修、张伯苓两位先生教育事业的不朽丰碑，然而创立南开并不是他们合作的起点。从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担任家塾教师，到1904年私立中学堂(即后来的南开中学)建立，中间经过6年时间。这6年，既是世纪交替之际，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变革时期，其间许多争论、冲突的焦点都是围绕教育、学术与文化展开的。6年中，新学制建立，新学校逐渐取代旧科举，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巨变。多年以后，张伯苓把这6年称为“南开的胚胎期”，其实孕育的岂止南开。考察严修与张伯苓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对了解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都具有启发意义。
一
严、张初识于1898年冬。初看起来，他们是很不相同的两类人。在年龄上，他们几乎是两代人，张伯苓比严修小16岁，比其长子只大3岁。同时，严修出身盐业世家，家境殷实，而张伯苓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他之所以上水师学堂，与免学费管吃住、每月还有津贴有很大关系。最重要的是，严修旧学深湛，进士出身，是天津有名的严翰林。而张伯苓水师学堂毕业生的身份，在当时社会并不被视为正途。他的老师、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就因为没有科举出身，抱恨不已。也正因为此，洋务运动中天津虽已建有讲授西学的学堂，但与本地士绅却很少发生联系。一个翰林选择军校的毕业生当塾师，培养自己的子侄，这在当时绝无仅有。
严、张能够合作，与严修经世致用的志向是分不开的。1898年初，严修刚刚结束了贵州学政之任。督学的3年期间，他对科举之弊有了深刻的认识，力求变革。他创办书局，革新书院，鼓励士子学兼中西、研习时务。特别是在任末，他下定决心上奏折请求改革科举，开专科考选经世致用的人才。当时全国维新变法呼声甚高，严修的建议切实可行，获得清廷采纳。经济特科的开设被梁启超称为戊戌新政“最初之起点”。严修由此名满士林。但同时他也获罪于守旧大臣。他的座师兼上司、大学士徐桐张榜于家门，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严修被迫请长假回家。不久，百日维新正式开启而又迅速失败。重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下懿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严修的苦心设计尚未来得及施行，便即付诸东流。育才兴国的理想遇到挫折，抱负无法施展，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禁写下“世间无所用斯人”的诗句。此时的他只得将精力转回“修身齐家”。
长期以来有种模糊的说法，认为聘请张伯苓是严氏家塾的开端，其实并不准确。严家一直以来注重子女教育，仅以严修在家设馆、聘师教子而言，是始于他进京任翰林编修的转年(1887年)。第一位教师为陈璋，而后又请陶喆甡、赵士琛、赵元礼等任教。严修对塾师的选择是有自己考虑的，陈、陶两位是天津士人中较早讲求“西学”者，严修自己就常与他们研讨切磋。使黔期间，严修把家眷留在北京，并嘱陶氏进行算学教育。
此时严修已经认识到想要经世致用，就必须学习西学。他曾告诫贵州学子：“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同时，面对国势日危他意识到，“时事至此，所谓显者若彼，犹复汲汲于科举之学，以希名位，将何为哉？”他反复对子侄表示，科举得中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学以致用。为此，他专门从贵州写信给京、津两地，希望自家和兄长家都应酌减汉文课程，而增学英文，以便直接从西方书籍中学习知识。
1898年严修离职回津，便将京津两馆合并。由于原聘英文教师去海军就职，教席出现了空缺。亲友向严修推荐了一位名叫许子政的老师，不过许氏因为有了其他工作无法就任，转又推荐了自己的内弟张伯苓。正是这个因缘成就了严、张相识。
张伯苓到严馆任教看似偶然，但他们的合作却可说有必然之理。张伯苓原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因在军舰见习，亲眼目睹列强瓜分中国，威海卫两日内国帜三易，他深受刺激，决心脱离海军。此时的严修与张伯苓，都刚刚去职还家，处于失意之中。他们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代士大夫中的开明者，一个是中国最早一批受新学教育的知识人，一个为颟顸守旧的当权者所困，一个受耀武扬威的侵略者所辱，两人都怀有一腔报国之志，却一时无处施展，且又都不愿服输。他们的合作在时代大变革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二
在严馆的教学，让初出茅庐的张伯苓一下子便得到了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机会，也让严修对这位青年才俊肃然起敬。原本聘请张伯苓只是来教英文，但严修很快便发现张伯苓的才能不止于此。
张伯苓到馆不久，一次与严修谈话中说起自己在海军的经历。他说有一回与同僚打赌，目测海上一座山与舰船间的距离，有人说是八里，有人说是十里。张伯苓讲述了他们的验证方法：“姑前行视历若干时，船与山得四十五度角，再以速率算之，则得里数矣。”严修听后感叹这真是“颇悟算理”。几天后，张伯苓就在严馆开始教授算学了。
原来严修从20岁左右便开始学习天文算学，一有机会就与友人切磋研习，但一直存有一些疑难问题没能解决。结识张伯苓后，与之探讨，让严修感到豁然贯通。这是因为，此前的友人们虽然热爱数学，但都是依照书本自学摸索。而张伯苓却在水师学堂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的专业教育，且成绩优秀。张伯苓不仅明于西学，而且谙于教法，深入浅出，灵活生动，常常结合生活实际，加以引导。这样生动的教学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体操是张伯苓在严馆教授的另一门课。严馆重视体育，也是其来有自，严修在贵州时，屡屡写信给儿子们，敦促锻炼身体，并现身说法，“吾近身体颇健，惟遇繁剧时精神仍苦不足，由平日未常操练之故，故吾愿汝辈及时操练也”。不过那时严氏子弟的体操练习也属对图自学，而张伯苓恰恰在军校受过专业操练。据陶喆甡之子、严馆学生陶孟和回忆，张伯苓将上水师学堂时做体操用的哑铃和棍棒，画出图样，让木匠定做了，给学生们练习。他还同学生们在一起游戏，教给他们各种操练和室外运动，如骑自行车、跳高、跳远、踢足球等。
更令严修敬重的是张伯苓的气节。庚子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天津首当其冲。在兵燹中，严宅成为一座避难所，收留了“三十余姓，男女老幼三百数十人”。张伯苓也举家来到严宅，并利用他的英文专长，应对洋兵骚扰，帮助严宅脱困，保障了宅中300余人的安全。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建立起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他们看中张伯苓的才能，想聘他为翻译，但张伯苓拒绝合作，凛然不就。张伯苓的决定赢得了严修和天津士绅的尊重。
三
1901年4月，受战争影响一度停课的严氏家馆重新开馆复课。这时严馆学生增至11人，除严氏子侄5人和陶孟和、张彭春(张伯苓之弟)外，又有几位亲友子弟加入。老师方面，张伯苓仍教英文、算学，并逐渐成为严馆教学的组织者。陶喆甡不幸于乱中病故，国文课改由陈哲甫任教。同时，严馆中又来了3位日文教师大野捨吉、足立传一郎和岩村氏。
严馆课程也进行了调整，原本“半日习国文，半日习英文”。从这年冬，功课加紧。据严修之侄严智惺的日记，张伯苓设计了一份新日程表：“早七时半起。八时十五分入馆，添读英文。自九时四十五分至十一时四十五分课几何学。十一时四十五分后体操。每晚东文。十时放馆。十时十五分息。”新日程将国文、英文、算学课均置于上午，留出下午自习、读书、写作，并在每晚添加日文课。
此时严馆学生已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打算，多数学生都在准备出国留学。起初目标是英国。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老师或为留学英国者如严复、王劭廉，或本即英国人如麦赖斯(William Mcleish)，他把老师们介绍给严修父子，提供相关咨询。不过后来严修、张伯苓决定向近邻日本借鉴教育经验，这不仅是因为路近费省，更由于两国国情相似。因此严馆弟子们的留学方向也随之转向日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文成为严馆每日常课。
当时在严修的带领下，天津形成了一个致力兴学的学绅群体。他们发起了一个学习日文的社团——东寄学社。学社聘有日本教师，学生包括严馆弟子在内共30余人。学社除学习与月考外，一项重要活动是组织学生翻译日文书籍。首先翻译的是一本地理教材《小学外国地态》。而后又着手翻译日本文部新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学制的文件，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女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合称《日本新学制》。此书于1903年出版。《大公报·新书介绍》称“凡我国之有志教育改良者，亟宜先睹为快也！”
为了对新教育有更直观准确的了解，严馆师生先后赴日本实地考察、留学。严修回顾日本之行的收获，称“两度瀛山采药归”“归袋满载长生药”。在日本，严、张学习了先进的教育经验，为办学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并且他们更加坚信教育改革是救国的良药。
四
庚子之变与《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重要的分界线，也是天津教育史的一座分水岭。仅以严、张的教育实践而论，庚子前主要目标是培养经世致用之士，仍属传统框架之下的精英教育。战乱狂飙中，严修、张伯苓等天津士绅深深受到洋兵侵掠暴行和拳民盲目无知的刺激，认识到只有开展普及教育、国民教育，广开民智，才能够救亡图存。开展国民教育靠书院、私塾等旧形式是不行的，必须开办学堂、学校。
恰在此时天津教育发展迎来一个新的环境。1901年底，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上任后首先和洋人谈判接收天津事宜。在接受了苛刻的条件后，天津终于在1902年结束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袁世凯督直期间对教育格外重视，他曾表示自己主要政策就是练兵与兴学。
此时的严修、张伯苓热情高涨，与天津其他热心学务的士绅“终日讨论学事”。就在天津收复不久，严修集合绅商力量创办了天津第一所私立小学——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并协助地方官筹办天津第一所官立小学堂。在他的带动下，两三年中，天津官、绅、商纷纷出力出资，形成一个办学高潮，一时“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
学堂成立起来，但适应新学堂的教师数量明显不足、能力也有所欠缺。为此，严修一方面向直隶学务司推荐了一批人才赴日本师范专科留学，另一方面与张伯苓等人开始着手日常的师资培养工作。
1903年2月，普通学社成立。据《严修日记》：“普通学社者，为储师材而设。张伯苓、王寅皆、林墨青三君发议而余组织成之者也。”学社每周六晚上在民立第一小学堂活动一次，活动内容包括为教师开补习课、围绕教学开展讨论。由于绝大部分教师都没有接受过近代科学的专门训练，因此学社邀请熟悉相关领域的中日学人专门讲解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学、卫生学、三育学(即德育、智育、体育)。学社听众一般在50人至80人左右，最多一次则达到160余人。
很快，士绅们培育师资的活动引起了天津府的兴趣。3月11日，受知府凌福彭委托，严修、王寅皆等着手制定《师范补习章程》。当晚，严修、张伯苓、王寅皆、高旷生讨论至“夜四鼓乃散”。当年秋，天津成立了师范补习所。
师范补习所被认为是“北直造就师资之发端”。它与普通学社一脉相承，补习内容也大致相同，有时还举行主题演讲，演讲包括“个人与国家关系”“天演之理”(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言“中国人处今世势，一线生机，舍学问别无可望”)等题目。严修与张伯苓是课程的制定者，同时张伯苓也是主要演讲者之一。讲解算学、物理等课，与普通学社相同。补习仍在晚间进行，常常讲至深夜十一点，严修几乎每次都前往听讲。
在此同时，严修、张伯苓等还组织了教育研究所，活动地点也在民立第一小学堂，参加研讨的均为官立、民立各学堂和家馆私塾的教师。师资的建设为办学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五
1904年初，袁世凯力邀家居已6年的严修出山从政，任直隶学务司督办，推动全省教育的发展。严修表示赴任前先要再去日本考察一次。此次访问，严修携张伯苓同行，他们进一步体会到，“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考察期间，严修与张伯苓下定决心创办一所中学堂。
返回天津，严修即须往省城保定赴任。临行前一晚，严修再次与张伯苓就中学堂事进行商谈，决定由张伯苓主持创建工作，校舍仍在严宅后院。学堂监督(即校长)由张伯苓担任。经张伯苓的精心筹备，10月16日中学堂成立。这便是南开学校的前身，时名私立中学堂。
学堂成立的制度依据来自本年初朝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章程》的颁布标志着学校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不过制度初创时，学校与科举并行，而后者仍被视为“正途”，许多读书人还在观望，不愿舍科举而就学校。1905年秋，严修与卢靖等在面见袁世凯时，力陈只有停科举，才能排除旧观念、旧制度的干扰，使读书人安心入学。很快袁世凯会商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废科举，得到朝廷同意。从此中国结束了历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制时代。同年12月，清廷成立学部，作为全国教育主管部门，严修被任命为侍郎。而此时，在张伯苓的努力下，南开的各项工作也渐入正轨。1908年，当中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时，严修从北京发来训词：
事无难易，有志竟成，故立志者，入德之门也。诸生毕业后，或进专门，或学实业，或改营生计，人各有志，奚能相强。虽然持此特立之一端，至其本源，则在归本于道德。诸生志于道德，则无论专门、实业以至改营生计，无害为君子，否则虽在通儒院毕业，特小人儒耳，何足取乎！诸生素讲习人伦道德一科，即知即行，无俟过虑，而鄙人所尤注意者则在国民道德。今者，内政外交事变日亟，国势不振，身家讵能独存？年长之英雄虽有匡时之志，而无其才；未来之英雄，无论有无其人，而时已不待，今日所赖以转移国势者，舍有志之少年，其又奚属？诸生今日中国少年之一部分也，勉之勉之，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
这段训词表达了严修、张伯苓等师长对南开学生的期望，也说明了严、张创立南开的初衷。正是由于严、张二人有着以教育塑造“国民道德”，培养“有志少年”“爱国志士”的共同志向，才使得他们排除种种困难，一步步推进教育事业向前发展。也正因为他们的信念，南开从建校之始便携带了“公能”并重的文化基因。
从1898年至1904年的6年时间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教育问题总是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上，从经济特科，到新学制建立，再到科举废除，教育的每一次变革又在牵引社会的变革。作为教育革新的先行者，严修、张伯苓的活动不仅深受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引领着时代风气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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