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王达津先生与友人参观南开校钟
□刘家鸣
在众星璀灿的南开中文系老教师的团队里,王达津教授以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所焕发的学术光彩,受到学生们的敬重和钦佩。60年前,达津老师在课堂上朗读课文、评析作品的场面;上世纪80年代,他同我在路上相逢、亲切交谈,妙语连珠的情景;如今捧读他的论著《王达津文粹》引发我思绪万千;脑海里不断闪现达津老师清癯儒雅的生动形象,耳边还回响起他那清晰嘹亮的话语声,永难淡忘。
一
达津老师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因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从北京大学来到南开中文系的。我则是在1952年夏天,全国高校第一次统一招生考试,被录取入学的新生。按照教育部新订的教学计划,我们应该在第二学年开始上中国文学史课,要在4个学期内修完。大概是1953年秋,达津老师给我们讲先秦两汉散文。
达老的讲课,课堂气氛不沉闷不呆板,没有学究气,不论是叙说某种文学现象的产生,或是评析作家的创作经历与作品的思想艺术,总是旁征博引,依据翔实可靠的资料,展开严谨的深入论析,给予公允的历史评价。达老的讲课,注意介绍前辈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但并非一味地依傍旧说陈见,往往提出自己的独立钻研思考所得的新观点,让听者耳目一新,引发思索。达老的讲课,语言明晰,灵动跳跃。他在疏通和解释文本时,忽然灵感乍现,话语转而联系现实社会中某种生活现象或民俗世相,进行评说,妙语突发,引起同学们的笑声,课堂气氛显得轻松活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间,达津老师为青年教师、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开设《文心雕龙》专题课。《文心雕龙》是以四六句骈文写成的文学评论经典,文句深奥,含有博约繁复的各种历史典故轶事,一般学人很难完全读懂。达津老师按照这部经典的章节顺序,在课堂上逐字逐句地进行讲解,既疏讲文句的字义,又详尽地诠释文句征引历史典故的含义,把《文心雕龙》各篇所要表达的主旨,联系作家的主观思想、创作主张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加以综合地评析论述,条分缕析,细致深刻。达老的详尽讲解,扫除了文字障碍,为我们打开了通达这部经典堂奥的门径,眼明心亮,从而真正认识和感悟这部经典深广的学术内涵,理解它在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和伟大贡献。
上世纪60年代,达老开设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心雕龙》专题课,在北方高校的中文系间颇负盛名,他曾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等北京与外地的高校邀请去兼课,或作专题学术讲演,获得好评,奖誉有加。80年代中,文学批评史被批准为本校文科第一批博士点,达老成为博士生导师,从此连年招收博士生,培育精英人才。
二
达津老师的学识渊博、才华特出,既表现于课堂教学中引经据史,评论深刻,思维灵动,语言活泼;更展现在他的学术论著和文化随笔中,旁征博引,融汇古今,议论独到,多有新见。这就充分表明他饱览典籍,腹笥丰盈,而又独立思考,敢于出新,因而下笔之时,自由挥洒,铺衍成篇,尽显自己的不同俗见的观点和新意。
回忆达老的著述,有两件事例深存在我脑海里:一是达老撰写短文,快捷非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老常给天津晚报撰稿。有时,晚报记者来约稿,达老说,你等一下。他一边点烟抽,一边动笔,一支烟尚未燃尽,一篇短文就已画上句号了,果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让记者既惊喜又钦佩。另一是,达老同郭沫若的学术论争。上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创作话剧《蔡文姬》,意图为曹操翻案,引发对蔡文姬诗作《胡笳十八拍》的讨论。达老先后写成两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上参与论争。后一篇质疑郭老的观点,宁宗一师兄写道:达老“以丰富的材料为根据,准确地把握住了触发蔡琰创作构思的关键。而在考据与释义的文字中,又似指间抽丝一步步地展开,剥皮去核,清清爽爽地把自己的观点摆在读者面前,其中神来之笔,不能不让读者信服”,“以后,再未见郭老‘还招’”。这表明达老的传统文化素养与学术功力深厚非凡。
达津老师在选注《王维孟浩然选集》中,撰写了序言和王维、孟浩然的生平与创作评述。他征引多种典籍,以丰富扎实的资料,论述王维、孟浩然的仕途经历和隐逸生活,深刻评析了两位诗人的主观思想情绪在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和表现。达老在精辟的论述中,指出两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各自不同的、富有个性的思想艺术特点:王维受佛教禅学影响,诗作“超然”“放旷”“一味高蹈出世”,而孟诗则富于“豪情”“狷洁”“具有问世济时的积极倾向”;王的山水诗“多写无我之境”,消融自我,而孟的山水诗“多有我之境,标明自己审美的爱赏”。这样的评论,既是历史的,又是辩证的,果真是切中肯綮,深刻服人。
奉读《王达津文粹》,最能深切地感受到达老那深广的学术功力。这部文集,收辑了达老的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学术随笔、诗词鉴赏等各种体式的文章,长短不一,论叙各异,让人感到有如进入众芳竞秀的花苑,流连忘返。我以为,达老这些题旨不同、体式多样的文章,却有着相同的特色,可用博、通、新3字来概括。达老的文章,无论长篇短制,总是从繁多的史书或典籍中征引资料,作为论说的依据和佐证,足见他博览群书,才能在学苑中自由驰骋。但他并非简单呆板地罗列资料,而是选择和消化资料,抽丝剥茧,为我所用,融会贯通,切合文章主旨的需要。从而,他在博引与会通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新观点。他的文章,不沿袭传统的看法,不重复他人的见解,而是着力说明自己深入思考而得的新观点,让读者感受到别具新意的阅读愉悦。黄庭坚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胡适说过: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达老的学术文章就是明证。
三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儿,都不可能脱离时代和社会而独自生存。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正是社会政治风云急剧骤变的革命时代。达津老师亲历目睹了时代风暴的跌宕起伏,饱尝了新旧社会的甘辛苦辣,造就了他的人生与学术之路。
达老是参与辛亥革命的王芝祥将军的嫡孙。他从小喜爱读书,少年时就熟读家藏的数十箱古代文化典籍和历代名家的诗文集。青年时积极参与爱国抗日活动。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师从著名文史学家唐兰、汤用彤教授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对先秦诸子、金文甲骨文等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毕业后曾在几所高等院校任教。调到南开中文系后,达老长期从事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学问渊博,生徒敬重,声望鹊起,成就斐然。
达老早就熟稔传统的学术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能够娴熟地进行古代文化典籍的疏解、考据、注释,运用自如,多有建树。但他并不固步自封,而是紧跟时代思潮,关注学术的发展趋向。在新社会里,重视和努力学习主导时代思潮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与方法,贯彻运用到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他曾说过:“任何阅读和研究的起点都是你当下的感受。”“任何古典名著都是当时的人抱着当代人的思考写给当代人看的,那么,你要去研究古典文学作品和把握他的文心,是不是也应当考虑当代人的感受呢?”显然,达老这里强调的“当代人的感受”,就是要自觉地把古典文学作品同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与审美需求密切联系,把握住当下的文化思想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使古典作品在新时代读者群众的接受与阅读中焕发新的生机,古为今用。他是为着当今,为了今人而研究评析古典文学的。所以,我们听他讲课,看他的学术论著或文化随笔,总觉得蕴含新意,识见不凡,不仅增添学识,感悟到学术研究的方法,而且往往会引发对当时现实与文化文学的审视与思考。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达津老师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过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矍铄,身心健朗,意气风发,思绪飞扬。他以诗明志:“但文章大业,采笔仍挥。壮心难歇”,“老马识途空自许,敢同群骥共争先”,表达了自己在学术上不懈进取、坚持探索的意志和信心。他不仅教课授徒,招收博士生,而且勤于著述,频发文章,又乐于至全国各地参加古典文学研究的多种学术会议,发表自己的学术新见,与同道切磋学术,多得好评。然而,千古文章未尽才。正当达老满怀雄心,施展才华,奋力完成学术素愿之时,却意外地摔跌而骨折,终于不治,怆然辞世,赍志以殁。满腹经纶未尽展,一腔宏愿化云烟。假若天假以年,达老会在耄耋岁月,焕发非凡的学术素养与功力,自由创造,奉献出更多的学术新成果的。令人欣慰的是,达老毕生坚持传承和弘扬古典文学优秀传统的学术精神,清正通达、谦和宽厚的人格魅力,都已融化和渗透在他的学术论著和诗文中,成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为后学生徒所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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