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轩
河海泱泱，立学启庠；英彦蔚起，山高水长；翔宇负笈，邦国之光；七七事变，仇寇肆狂；毁我校园，景钟云亡；今兹重铸，宫声喤喤；莘莘学子，济济堂堂；允公允能，蹈励发扬；日新月异，科教腾骧；猗欤南开，宏业无疆。
这段文字，是屹立于新开湖畔南开校钟上的铭文。短短80字，百年南开的沧桑历史、代代南开人以教兴国的豪迈情怀，尽展无遗。这段古雅雄健的铭文，正出自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著名学者王达津先生之手。
王达津(1916—1997)先生，祖籍通县，为当地望族。因袁世凯复辟之乱，举家迁避于天津。1916年6月25日，先生降生于天津，故得名“达津”。先生1936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武汉大学，王达津先生受到了诸多学术名家指点，如朱光潜、朱东润、冯沅君等。先生的毕业论文《荀子笺正》是在高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大学期间，先生苦学不辍，但也同样心忧天下，积极投身到全民抗战的热潮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先生多次参加抗日游行；暑假中，先生与同学一起，在城市与乡间演剧、编报，进行抗日宣传。
1942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和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而当时的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郑天挺也都很了解王达津先生的家学底蕴。故此，王达津先生在研究生就读期间，一边读书研究，一边管理所里的图书资料。借此良机，先生将所中收藏的先秦诸子、金文、甲骨著作，以及当时清华大学收藏的各种类书尽览无遗。这为先生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的硕士毕业论文，即以金文、甲骨证读《尚书》。
1944年后，先生毕业后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中文系教师。1952年，王达津先生至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97年因病逝世。在南开的45年间，是王达津先生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间。
在南开，王达津先生为南开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不但讲授中国散文史、汉魏六朝文学史等课程，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在大学里开设“文学批评史”课程的学者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出极具特色、在全国都有重要影响的南开大学文学批评史学科。
王达津先生历任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高教委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古代文论研究会理事等多种学术兼职；著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唐诗丛考》《古典文学研究丛编》等，后人辑录为《王达津文粹》。纵观先生的成果可以看出，范围很广，上至先秦的楚辞，下至清代的桐城派，均有独到认识，尤其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唐诗有着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既关注于王、孟、李、杜等著名诗人，又开拓出对名气稍逊作家如戎昱、卢纶、姚合、郑谷的研究，填补了学界的许多空白。如其《诗人高适生平系年》就是国内几种高适年谱中最早的一种。另外，先生善于在研究中将历史考证与审美鉴赏结合起来也是一大特色，考证时又注重内证与外证相互补充，所以其论点坚实而有很强的说服力。中外著名文史学家如周振甫、冈树黎等人对先生的研究成果多所推许。
王达津先生不仅潜心科研，还始终坚持工作在教学一线，奖掖后进，扶植学术新人，为南开文学学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先生的首届研究生罗宗强教授，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研究生陈洪教授，以及张毅教授、肖占鹏教授、赵季教授、刘畅教授等，都已是国内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和博士生导师，为南开中文学科成为国内学术重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不但学术研究卓然成家，而且为人正直坦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望之若严，即之而温。人生态度豁达乐观，面对任何波折，泰然处之。罗宗强教授撰文回忆达津先生时说：“和先生相处数十年，感受最真切的就是先生这童心。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入世太深，机心太重，遇到不如意的事，就会为烦恼所压倒。先生的境遇并不太好，太太长期有病，难以治愈。这给先生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先生没有唉声叹气，还是平静地做他的学问，带研究生、写文章、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候晚上要陪病人说话，白天也休息不了。他还是不断地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有好几次，我看他就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写文章，深为震动，觉得人生实在是不易。先生有如此大的承受力，靠的就是这童心吧！顺利也罢，困难也罢，一切顺其自然，并不过于在意。一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把读书治学视为人生最大乐趣，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今年，正值王达津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伫立于南开校钟之前，抚今追昔，正是一位位如王达津先生这样的杰出学人，撑起了南开的天空。先生虽去，但他的灿烂学术成果仍将沾溉后人，先生培养的弟子将薪火相传，为南开、为社会、为学术，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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