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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泰斗级的经济学引路人——忆恩师谷书堂教授教学科研的几件事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6年4月15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1-30 16:58

  陈宗胜

  谷书堂教授(1925-2016)

  1956年,谷书堂与夫人的结婚照

  1971年,谷书堂在天津南郊大苏庄农场

  1992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主编谷书堂(右二)、宋则行(左二),副主编章宗炎(右一)、朱光华(左一)合影

  谷书堂手迹

  谷书堂教授的逝世,使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一位政治经济学研究大家,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勇敢探索者,一位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先锋战士;我们这些谷老师不同时期的学生,失去一位交流谈心的好朋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位泰斗级经济理论引路人。本文不拟追溯他深遂的理论思想,而只捡拾他教书科研中的几个故事,以表达我们心中的敬意。

  一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师从谷书堂教授学习到今天,转瞬就是30多年了;每每忆及当年追随谷书堂教授问学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通过统考进入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即通常说的“七七级”。那时,南开大学经济学方面只有一系一所,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七七级人才济济,学习气氛浓厚,入学不久在同学们的努力下,就办起了一张当时全国大学生中唯一的创新性的报纸《经济初学》,那可是我发表经济学论文处女作的处女地,听说至今这份报纸还在办着,而且越办越红火。记得当时报头是请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题写的,而其他学者的题词中就有谷书堂教授的鼓励和支持。那时谷书堂教授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位于南开大学高高的苏式主教学楼的六楼)办公,我和几个同学结伴跑去他办公室里找他,他是用钢笔在空白纸上写下了他的祝辞,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经济学知识,语言朴实无华,连同他笑眯眯的和蔼样子,积极支持的态度,给我印象深刻。

  当时,南开大学经济系的本科课程,除了数学、哲学、历史、外文之外,主要就是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由于马克思经常提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所以系里面的老师也不时地组织、有时也是学生们自己邀请系外的教授,比如经济研究所里研究现实问题的老师给同学们搞些讲座。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在课堂上第一次见到谷书堂老师,他当时讲授的什么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一次留下的印象是,说话严谨,表情严肃,似乎不苟言笑。意外的收获就是,断定我与他一定是胶东同乡,讲座结束时我的鼓掌是特别起劲的。

  在本科的较高年级,就是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我们先后听过朱光华、蔡孝箴、郭鸿懋、杨玉川、杨镇安、张仁德、王述英、吴国存教授的讲授,几位教授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尽可能地给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我当时的感觉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够完善的经济学理论,逻辑上和理论体系上,都是不系统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中国的事,就是我们身边的事,这又让我感兴趣,即它激发并培养了我研究和探索现实问题的兴趣。

  到本科学习的后期,在教授队伍中加了谷书堂教授等更多来自经济研究所的老师,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情。谷书堂教授讲授的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方教材,是与蒋学模教授编写的“南方本”教材相呼应的。这部书的理论体系,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单模仿,而是当时很多人的尝试;也不是中国制度政策的简单汇编,而是当时另一些人努力做的工作;它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特有的内在逻辑,并以此来编排全书的体系和内容,因此当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通过听课和阅读,我这颗当时年轻的心,似乎找到了今后努力方向,有了也参与其中做些事情,进行研究的想法,也产生要重点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冲动。

  二

  1981年我本科毕业准备考研。由于本科时逐渐培养起的对现实问题的兴趣,我就准备报考社会主义经济学方向。而谷老师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在这一方面影响很大,发表文章、出书都很多,于是我萌生了报考他研究生的念头。那时谷书堂教授与滕维藻校长、钱荣堃教授等这些前辈的办公室都在主教学楼六楼,每次经过主教学楼时,我都会不自觉地向主楼的六楼望去,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心想着六楼就是一个更高的学术殿堂,谷书堂教授他们是这殿堂的主人,他们所在的高度如同他们的研究水平一样,跟着他们一定能学到知识。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谷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成为了他众多弟子中的一员。

  硕士毕业后,为扩大我的研究视野,培养宏观观察能力和敏感度,谷书堂教授和当时所长熊性美教授专门联系,安排我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原名为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熟悉中央高层战略思维。在那里我与李山泉、岳冰等同伴一起在吴敬琏先生的领导下,为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胡耀邦、赵紫阳、张劲夫、田纪云等写内参报告。

  1986年国家恢复博士招生制度。是年下半年,我在力考他人而不果后,经过一番的艰苦努力,考取了谷书堂教授的博士生,成为他的博士开山弟子。自从取得博士读书资格后,我一边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一边致力于博士课程学习。谷教授当时兼任中国宏观经济协会的副会长,经常从政府部门和大企业请一些熟悉实际情况的领导和专家,来学校为师生讲课,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房维忠主任讲中国的计划体制改革,天津市经委主任朱大年等讲授工业企业的运行情况等,他们既了解实际情况又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因此使南开学生培养起一种不同于北大、清华的务实的素质,受益非浅。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进入城镇,各种工业改革机制、办法推出,涉及许多人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价格闯关、经营承包、税收分成、工人下岗、收入差别扩大。如何应对挑战?在一些青年学者,包括中国社科院的朱嘉明及南开经研所的杜厦、金岩石等的努力下,天津创办了《中青年经济论坛》这一引导性的学术杂志,我作为办公室主任参与其中,一时成为全国青年学者趋之若鹜的圣坛。国家体制改革委的青年领导,利用体制优势举起改革旗帜,多次召开全国体改研讨会,周其仁、杜鹰等成为风云人物、意见领袖,各种社会思潮纷争,治国大纲并起。

  这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在进行中,以什么为主题目,我设想出了很多选择,最后与谷教授商定,围绕收入分配为主题进行研究。这是当时改革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亟需要回答;也是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课题,国外的研究方法也比较成熟。我经过大量阅读、梳理、研究,按照国外通行的“针对问题-提出假设-统计验证-对策建议”的思路,借鉴国际先进方法和理论,依据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曲线”的假设,并运用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外文献数据,借助天津市统计调查大队的资料,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证明。

  这一理论很快得到谷书堂教授的认可,并很快由国内一流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了答辩,其成员有戴园晨、卫兴华教授等,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随后被当时代表中国学界前沿水平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选中出版。

  在读博士期间,随着读书范围的拓宽,专业英语水平的提高,选修课程的增加,我的研究兴趣也逐步超出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当我选听了英国剑桥博士、老一代经济学家、现在108岁仍健在的杨敬年先生的发展经济学课程,并且大量阅读了他指定的英语书籍后,我的视野再次拓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二元经济转换,研究的是一个农业国如何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如何从低收入水平落后经济上升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发达经济。我第一次听后,觉得眼前豁然开朗,这不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吗,这不研究的就是中国经济吗?因此我花费大把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

  我在博士论文中全力吸收了发展经济学的营养,其中题目“经济发展中的……”就是明显的借鉴。我暗暗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因此博士毕业后,我就征得谷老师的同意,在他和杨先生以及好友林毅夫博士的推荐下,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在那里面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无心浏览新英格兰地区的旖旎风光,几乎全部时间都泡在它博大的图书馆里面了,还不时地利用他们邮寄的方便,从别的联网图书馆寻找约定的书籍。可以说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我把与我论文相关的主要书籍和文章,尽管非海量,也无需云计算,但还是量很大,都努力浏览过一遍。结果使我研究的自信心大增,文献中没有与我类似的观点的纪录,那就确定了我关于“公有经济倒U理论”的创新性,或正如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拉尼斯教授所首称的“陈氏倒U理论”,也诚如谷书堂教授所说是“填补了经济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从那时起,收入分配问题就成为我长期研究方向,也是我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我的一些观点在学界和实际部门,都还是产生了较大的正能量和正影响的。

  三

  作为大学里的教师,当然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教育学生。但要成为教育大师,教师教课要做得好,真正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主要还是要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我自进入研究生学习后,谷书堂教授就按照他总结的系统教学经验和方法,引导我们学习、研究,推动我们不断进步。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炼在个人”。人们说这句话时,往往是强调徒弟个人的努力的重要性。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体会,个人努力总是重要的,但师傅如何领学生进门是更为重要的。学问、学术、学习之门,绝不是只一道门,而是每走一步都有一道门的。有老师引领可能一步跨入门里面,而无人引路可能一辈子都在门外徘徊。所谓不得其法,难入其门。谷老师作为教育家,教授学生学习有一套方法,是循循善诱,由浅入深的三步渐进法。

  首先,第一步,他强调要多读书,而且要多作读书笔记、甚至是多记学习卡片等,他提倡我们身上总是带着合适尺寸的纸卡片,有心得就及时记录下来,等积累到一定时间,一定程度,自然就可以对一个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串成一篇学习体会文章。当然,这一步的这个体会多是别人观点的梳理,整理,还较少有自己特别的观点和理念。这一步主要是广泛涉猎,积累知识,采撷他人文章、著作的精华。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记纸卡片,有更为高效的电脑代劳了。但是道理仍是相通的、有效的。

  第二步,试着写出所读文章或著作的评述。即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正确或完善,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把多种观点综合一起,相互比较,自然会把自己的观点加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在评议中批判了错误的,纠正了不适当的,肯定了正确的,则自己的观点、意见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这是第二步的主要要求和特点。

  第三步,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后要走向创造。通过对前人成果的肯定和否定的评判,创立起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个观点是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是有自己独特根据作支撑的。当然,这个创新可以有不同层次,可以是全新的不同观点,这当然最好;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新的材料;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不同方法。总之,是不同于以往的文章或他人已有的劳动的,也许是一个侧面,或一个部分,或者整体上的创新。

  这个由梳理、分析、创新的“三部曲”,或者叫摘录、评议、创造的“三部曲”,这3个步骤,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由浅入深,引导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学会怎么收集资料、怎么运用资料和方法,怎么表述自己的观点,怎样创立自己的观点。总之,是与政治上“求同存异”恰巧相反,要在学术上“存同求异”,标新立异,创立学术上一家之言,创造创新。

  谷老师的学生们都是在这“三部曲”的熏陶中锻炼出来的。我自己觉得深受其益,我们正是循规蹈矩地沿着谷老师指引的正确方向,一步步从一个不知经济学为何物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在学术界有影响的青年学者,经济学家。大概是2003年这一年,谷老师的学生中有3位一起得到了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其中,一位是山东大学的臧旭恒教授关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一位是南开大学李维安教授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还有一位就是我本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测度的研究。这在中国经济学学术界一时传为佳话,谓之“南开现象”。一些学者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些敏感的记者还纷纷试图从各种途径寻找答案,探讨“南开现象”的谜底。当然,谷书堂教授也不会有什么单一的标准的答案。不过我以为,与谷书堂教授教育学生的方法一定是有直接关联的,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四

  谷书堂教授作为教育大家,特别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和锻炼。这里仅举几例。我的硕士同学逄锦聚,是来自山东胶南县农村的,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才华,经过3年硕士学习后,在很年轻时就被谷书堂教授推荐到学院担任副书记、院长,以后又到学校担任副校长,这在当时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我的博士师弟唐杰,专长于数量经济分析,留学回国后与我搭班子干副所长,正干得风生水起之时,受改革开放大势影响,提出要前往深圳参加实际工作,谷老师为成就其事业毅然放行,后来成为深圳市的副市长。在谷老师的学生中这样例子很多,考虑到在职培养的学生,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我自己的成长发展也是一个例子。当年我30多岁从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完成归来,谷老师考虑再三从事业未来出发,直接把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这副担子从他的肩上交给了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建于1927年,它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以至于在中国高校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与其比拟。它的所长一职历来都是由有着煌煌业绩的资深学者担任的。如第一任所长当时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担任,之后的继任者有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陈序经、王赣愚、季陶达、陶继侃,都先后出任所长,“南开指数”至今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改革开放后的所长则由校长滕维藻先生兼任的,再后来是熊性美先生、钱荣堃先生,谷书堂先生是第七任所长。这些学者都是各个时代的一流经济学专家。我担任第八任所长,无疑是“亚利山大”(压力山大)。

  但是我理解,这是谷书堂教授作为老一代学者的信任与嘱托,我必须接受并全力干好。所幸始终有谷书堂教授的指导,自从1993年我担任这一职务后,与几位同事倾全力工作,在学术成果、师资培养、经费争取等方面,还是取得些许成就,应当是没有辜负谷书堂教授的期望和厚爱。

  谷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教书和研究,追求与理想,秉性及风格,一直是我们学生辈学习的榜样。他不仅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先辈师长,也是一位值得深交和信赖的朋友。谷老师一直都是谆谆教诲、孜孜不倦地教育着他的学生,给学生以亲人般的关怀,结下朋友般的友谊。我们从谷教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一些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更学到了他科研教学的风格,教书育人的方式,做人处事的风范,为人行为的模式。谷先生和他那一时代的老一辈经济学人一样,都具有着很相似的优秀品质和执着的人生追求。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以国家大业为重,淡泊个人名利,做一个正直坦诚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学会互谅互让、容忍、和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后来我先后到天津市发改委、天津市政府任职,始终做得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可以说为人民、为天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社会建设作出相当的努力和贡献,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为官底线,政绩政风,道德人品,深为上下左右所称道。因此,我心坦然、豁然,也应当说是亲身实践了谷老师一贯倡导的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理论源于实践又必为实际服务的宏愿。

  的确,我们作为他不同时期的学生,有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级的老师,总是感到很幸运。我们每个人谈起曾经作为进入谷书堂教授师门的学生,都是一脸的自豪,一生的骄傲。(本版照片由经济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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