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胜
谷书堂教授(1925-2016)
1956年，谷书堂与夫人的结婚照
1971年，谷书堂在天津南郊大苏庄农场
1992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主编谷书堂(右二)、宋则行(左二)，副主编章宗炎(右一)、朱光华(左一)合影
谷书堂手迹
谷书堂教授的逝世，使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一位政治经济学研究大家，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勇敢探索者，一位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先锋战士；我们这些谷老师不同时期的学生，失去一位交流谈心的好朋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位泰斗级经济理论引路人。本文不拟追溯他深遂的理论思想，而只捡拾他教书科研中的几个故事，以表达我们心中的敬意。
一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师从谷书堂教授学习到今天，转瞬就是30多年了；每每忆及当年追随谷书堂教授问学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通过统考进入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即通常说的“七七级”。那时，南开大学经济学方面只有一系一所，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七七级人才济济，学习气氛浓厚，入学不久在同学们的努力下，就办起了一张当时全国大学生中唯一的创新性的报纸《经济初学》，那可是我发表经济学论文处女作的处女地，听说至今这份报纸还在办着，而且越办越红火。记得当时报头是请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题写的，而其他学者的题词中就有谷书堂教授的鼓励和支持。那时谷书堂教授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位于南开大学高高的苏式主教学楼的六楼)办公，我和几个同学结伴跑去他办公室里找他，他是用钢笔在空白纸上写下了他的祝辞，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经济学知识，语言朴实无华，连同他笑眯眯的和蔼样子，积极支持的态度，给我印象深刻。
当时，南开大学经济系的本科课程，除了数学、哲学、历史、外文之外，主要就是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由于马克思经常提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所以系里面的老师也不时地组织、有时也是学生们自己邀请系外的教授，比如经济研究所里研究现实问题的老师给同学们搞些讲座。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在课堂上第一次见到谷书堂老师，他当时讲授的什么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一次留下的印象是，说话严谨，表情严肃，似乎不苟言笑。意外的收获就是，断定我与他一定是胶东同乡，讲座结束时我的鼓掌是特别起劲的。
在本科的较高年级，就是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我们先后听过朱光华、蔡孝箴、郭鸿懋、杨玉川、杨镇安、张仁德、王述英、吴国存教授的讲授，几位教授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尽可能地给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我当时的感觉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够完善的经济学理论，逻辑上和理论体系上，都是不系统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中国的事，就是我们身边的事，这又让我感兴趣，即它激发并培养了我研究和探索现实问题的兴趣。
到本科学习的后期，在教授队伍中加了谷书堂教授等更多来自经济研究所的老师，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情。谷书堂教授讲授的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方教材，是与蒋学模教授编写的“南方本”教材相呼应的。这部书的理论体系，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单模仿，而是当时很多人的尝试；也不是中国制度政策的简单汇编，而是当时另一些人努力做的工作；它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特有的内在逻辑，并以此来编排全书的体系和内容，因此当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通过听课和阅读，我这颗当时年轻的心，似乎找到了今后努力方向，有了也参与其中做些事情，进行研究的想法，也产生要重点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冲动。
二
1981年我本科毕业准备考研。由于本科时逐渐培养起的对现实问题的兴趣，我就准备报考社会主义经济学方向。而谷老师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在这一方面影响很大，发表文章、出书都很多，于是我萌生了报考他研究生的念头。那时谷书堂教授与滕维藻校长、钱荣堃教授等这些前辈的办公室都在主教学楼六楼，每次经过主教学楼时，我都会不自觉地向主楼的六楼望去，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心想着六楼就是一个更高的学术殿堂，谷书堂教授他们是这殿堂的主人，他们所在的高度如同他们的研究水平一样，跟着他们一定能学到知识。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谷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成为了他众多弟子中的一员。
硕士毕业后，为扩大我的研究视野，培养宏观观察能力和敏感度，谷书堂教授和当时所长熊性美教授专门联系，安排我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原名为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熟悉中央高层战略思维。在那里我与李山泉、岳冰等同伴一起在吴敬琏先生的领导下，为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胡耀邦、赵紫阳、张劲夫、田纪云等写内参报告。
1986年国家恢复博士招生制度。是年下半年，我在力考他人而不果后，经过一番的艰苦努力，考取了谷书堂教授的博士生，成为他的博士开山弟子。自从取得博士读书资格后，我一边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一边致力于博士课程学习。谷教授当时兼任中国宏观经济协会的副会长，经常从政府部门和大企业请一些熟悉实际情况的领导和专家，来学校为师生讲课，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房维忠主任讲中国的计划体制改革，天津市经委主任朱大年等讲授工业企业的运行情况等，他们既了解实际情况又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因此使南开学生培养起一种不同于北大、清华的务实的素质，受益非浅。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进入城镇，各种工业改革机制、办法推出，涉及许多人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价格闯关、经营承包、税收分成、工人下岗、收入差别扩大。如何应对挑战？在一些青年学者，包括中国社科院的朱嘉明及南开经研所的杜厦、金岩石等的努力下，天津创办了《中青年经济论坛》这一引导性的学术杂志，我作为办公室主任参与其中，一时成为全国青年学者趋之若鹜的圣坛。国家体制改革委的青年领导，利用体制优势举起改革旗帜，多次召开全国体改研讨会，周其仁、杜鹰等成为风云人物、意见领袖，各种社会思潮纷争，治国大纲并起。
这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在进行中，以什么为主题目，我设想出了很多选择，最后与谷教授商定，围绕收入分配为主题进行研究。这是当时改革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亟需要回答；也是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课题，国外的研究方法也比较成熟。我经过大量阅读、梳理、研究，按照国外通行的“针对问题-提出假设-统计验证-对策建议”的思路，借鉴国际先进方法和理论，依据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曲线”的假设，并运用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外文献数据，借助天津市统计调查大队的资料，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证明。
这一理论很快得到谷书堂教授的认可，并很快由国内一流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了答辩，其成员有戴园晨、卫兴华教授等，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随后被当时代表中国学界前沿水平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选中出版。
在读博士期间，随着读书范围的拓宽，专业英语水平的提高，选修课程的增加，我的研究兴趣也逐步超出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当我选听了英国剑桥博士、老一代经济学家、现在108岁仍健在的杨敬年先生的发展经济学课程，并且大量阅读了他指定的英语书籍后，我的视野再次拓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二元经济转换，研究的是一个农业国如何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如何从低收入水平落后经济上升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发达经济。我第一次听后，觉得眼前豁然开朗，这不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吗，这不研究的就是中国经济吗？因此我花费大把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
我在博士论文中全力吸收了发展经济学的营养，其中题目“经济发展中的……”就是明显的借鉴。我暗暗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因此博士毕业后，我就征得谷老师的同意，在他和杨先生以及好友林毅夫博士的推荐下，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在那里面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无心浏览新英格兰地区的旖旎风光，几乎全部时间都泡在它博大的图书馆里面了，还不时地利用他们邮寄的方便，从别的联网图书馆寻找约定的书籍。可以说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我把与我论文相关的主要书籍和文章，尽管非海量，也无需云计算，但还是量很大，都努力浏览过一遍。结果使我研究的自信心大增，文献中没有与我类似的观点的纪录，那就确定了我关于“公有经济倒U理论”的创新性，或正如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拉尼斯教授所首称的“陈氏倒U理论”，也诚如谷书堂教授所说是“填补了经济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从那时起，收入分配问题就成为我长期研究方向，也是我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我的一些观点在学界和实际部门，都还是产生了较大的正能量和正影响的。
三
作为大学里的教师，当然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教育学生。但要成为教育大师，教师教课要做得好，真正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主要还是要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我自进入研究生学习后，谷书堂教授就按照他总结的系统教学经验和方法，引导我们学习、研究，推动我们不断进步。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炼在个人”。人们说这句话时，往往是强调徒弟个人的努力的重要性。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体会，个人努力总是重要的，但师傅如何领学生进门是更为重要的。学问、学术、学习之门，绝不是只一道门，而是每走一步都有一道门的。有老师引领可能一步跨入门里面，而无人引路可能一辈子都在门外徘徊。所谓不得其法，难入其门。谷老师作为教育家，教授学生学习有一套方法，是循循善诱，由浅入深的三步渐进法。
首先，第一步，他强调要多读书，而且要多作读书笔记、甚至是多记学习卡片等，他提倡我们身上总是带着合适尺寸的纸卡片，有心得就及时记录下来，等积累到一定时间，一定程度，自然就可以对一个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串成一篇学习体会文章。当然，这一步的这个体会多是别人观点的梳理，整理，还较少有自己特别的观点和理念。这一步主要是广泛涉猎，积累知识，采撷他人文章、著作的精华。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记纸卡片，有更为高效的电脑代劳了。但是道理仍是相通的、有效的。
第二步，试着写出所读文章或著作的评述。即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正确或完善，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把多种观点综合一起，相互比较，自然会把自己的观点加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在评议中批判了错误的，纠正了不适当的，肯定了正确的，则自己的观点、意见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这是第二步的主要要求和特点。
第三步，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后要走向创造。通过对前人成果的肯定和否定的评判，创立起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个观点是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是有自己独特根据作支撑的。当然，这个创新可以有不同层次，可以是全新的不同观点，这当然最好；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新的材料；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不同方法。总之，是不同于以往的文章或他人已有的劳动的，也许是一个侧面，或一个部分，或者整体上的创新。
这个由梳理、分析、创新的“三部曲”，或者叫摘录、评议、创造的“三部曲”，这3个步骤，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由浅入深，引导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学会怎么收集资料、怎么运用资料和方法，怎么表述自己的观点，怎样创立自己的观点。总之，是与政治上“求同存异”恰巧相反，要在学术上“存同求异”，标新立异，创立学术上一家之言，创造创新。
谷老师的学生们都是在这“三部曲”的熏陶中锻炼出来的。我自己觉得深受其益，我们正是循规蹈矩地沿着谷老师指引的正确方向，一步步从一个不知经济学为何物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在学术界有影响的青年学者，经济学家。大概是2003年这一年，谷老师的学生中有3位一起得到了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其中，一位是山东大学的臧旭恒教授关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一位是南开大学李维安教授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还有一位就是我本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测度的研究。这在中国经济学学术界一时传为佳话，谓之“南开现象”。一些学者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些敏感的记者还纷纷试图从各种途径寻找答案，探讨“南开现象”的谜底。当然，谷书堂教授也不会有什么单一的标准的答案。不过我以为，与谷书堂教授教育学生的方法一定是有直接关联的，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四
谷书堂教授作为教育大家，特别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和锻炼。这里仅举几例。我的硕士同学逄锦聚，是来自山东胶南县农村的，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才华，经过3年硕士学习后，在很年轻时就被谷书堂教授推荐到学院担任副书记、院长，以后又到学校担任副校长，这在当时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我的博士师弟唐杰，专长于数量经济分析，留学回国后与我搭班子干副所长，正干得风生水起之时，受改革开放大势影响，提出要前往深圳参加实际工作，谷老师为成就其事业毅然放行，后来成为深圳市的副市长。在谷老师的学生中这样例子很多，考虑到在职培养的学生，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我自己的成长发展也是一个例子。当年我30多岁从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完成归来，谷老师考虑再三从事业未来出发，直接把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这副担子从他的肩上交给了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建于1927年，它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以至于在中国高校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与其比拟。它的所长一职历来都是由有着煌煌业绩的资深学者担任的。如第一任所长当时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担任，之后的继任者有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陈序经、王赣愚、季陶达、陶继侃，都先后出任所长，“南开指数”至今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改革开放后的所长则由校长滕维藻先生兼任的，再后来是熊性美先生、钱荣堃先生，谷书堂先生是第七任所长。这些学者都是各个时代的一流经济学专家。我担任第八任所长，无疑是“亚利山大”(压力山大)。
但是我理解，这是谷书堂教授作为老一代学者的信任与嘱托，我必须接受并全力干好。所幸始终有谷书堂教授的指导，自从1993年我担任这一职务后，与几位同事倾全力工作，在学术成果、师资培养、经费争取等方面，还是取得些许成就，应当是没有辜负谷书堂教授的期望和厚爱。
谷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教书和研究，追求与理想，秉性及风格，一直是我们学生辈学习的榜样。他不仅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先辈师长，也是一位值得深交和信赖的朋友。谷老师一直都是谆谆教诲、孜孜不倦地教育着他的学生，给学生以亲人般的关怀，结下朋友般的友谊。我们从谷教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一些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更学到了他科研教学的风格，教书育人的方式，做人处事的风范，为人行为的模式。谷先生和他那一时代的老一辈经济学人一样，都具有着很相似的优秀品质和执着的人生追求。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以国家大业为重，淡泊个人名利，做一个正直坦诚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学会互谅互让、容忍、和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后来我先后到天津市发改委、天津市政府任职，始终做得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可以说为人民、为天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社会建设作出相当的努力和贡献，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为官底线，政绩政风，道德人品，深为上下左右所称道。因此，我心坦然、豁然，也应当说是亲身实践了谷老师一贯倡导的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理论源于实践又必为实际服务的宏愿。
的确，我们作为他不同时期的学生，有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级的老师，总是感到很幸运。我们每个人谈起曾经作为进入谷书堂教授师门的学生，都是一脸的自豪，一生的骄傲。(本版照片由经济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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