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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选登)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6年4月9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1-30 16:42

  张锡祚

  编者按:为纪念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诞辰140周年,南开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近日整理校注了张伯苓先生三子张锡祚遗稿《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张锡祚生于1908年,自幼身体单薄,就读南开中学时因染肺病休学。抗日战争时期,张锡祚和父母同住在重庆南开中学。经重庆名医诊治,多年的肺疾得以治愈。病愈后,张锡祚不愿继续待在家里,遂外出经营小型工商业,并开办农场、会计师事务所,为南开学校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新中国成立后,张锡祚任天津文教工业公司财务科科长,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与瞿秋白的侄女瞿安贵女士结婚,育有女儿张媛良、儿子张元龙。

  张锡祚手稿写于1963年4月,共18节、5万余字,现藏于南开大学档案馆。在张伯苓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这份珍贵手稿被列入“南开大学校史丛书”公开出版。本版选登书中3节内容,并刊发张伯苓先生嫡孙、张锡祚先生之子张元龙撰写的书序,以飨读者。

  

  早期教育思想

  先生见到清末国势的所以衰颓,分析它的原因,主要在犯着五病:曰愚、曰弱、曰贫、曰散、曰私。愚则人民的知识不开,弱则民族的体魄不强,贫则生产力不振,散则团结力不固,私则只顾个人利益,没有国家民族思想。今天如要想振兴中国,惟有兴办新教育,灌输新思想,培植新人才。所以他在创办南开学校,培植学生时,要力矫以上五病。他的教育方法,首重在以下5个方面:

  (一)培养新道德力矫时弊,严禁学生吸食鸦片、酗酒、嫖妓、赌博和早婚;凡有违犯的,都予开除。在教室楼一进门处,立着一面大镜子,旁书镜铭,写道:“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所为是力矫当时颓靡不振之气,要求学生们随时要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每星期三下午,有修身班,召集全体学生在大礼堂,给同学们讲如何做人做事读书救国之道,同时也旁及国内国外大事。有时也请一些学者们来给学生讲一些时事问题,为的增长学生们的课外知识,灌输一些新思想,提高学生们的新道德观念。

  (二)提倡科学知识力矫千百年来八股文对于中华民族思想的毒害,大力提倡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科学文明,灌输新思想。在科学研究中,尤其注重科学实践。先生在南开中学创立的一开始,就从日本买来物理、化学实验仪器多种,教给学生们作为亲手实验之用。当时有西人到南开来参观的,认为在他们国内的一般中学里,能有这样设备的也不多。

  (三)注重体育锻炼要想强国,必须先要有体格强健的人民,这样才能担当起建国的重任。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它们国势所以强盛,主要是在它们的人民,具有强健的体格。那时西洋人都说我们是东亚病夫,这样我们还如何能和它们争强。先生有见于此,所以在平时训练学生,首先在加强课内课外的体育锻炼,对于各种体育运动的设备方面,也是发展的不遗余力。在历年各届国内国外运动会,南开的学生,都有出色的成绩。在平日尤其是注重体育道德的培养,以见对于德智体三育的要求,是齐头并进的。早期中学部学生在千人以内时,每星期六下午,都要举行一次全校学生大会操,所为在体育锻炼中,还要训练学生的组织性、纪律性。

  (四)培养组织能力为了训练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指导学生多做课外组织活动,组织各种团体,如同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出版刊物、创办新剧团和音乐研究会、体育队等等。使得学生在幼年时,就过惯团体生活,加强团结思想。同时还教育学生,不但要会读书,而且还要会办事。

  (五)灌输爱国思想国家要图强)耻,百年重任,首在于培植新人,所以对于学生们,从他们幼年时,就给他们灌输着爱国主义思想,教给他们终身不忘,以便将来毕业以后,出来做事时,凡事都能联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用意是深远的。而先生平日时刻念念不忘的图强)耻,实际上就是他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具体实践。经常地把它来灌输给年轻的学生们。

  先生从幼年承久庵公的教诲,对于教育方法,首重实践,贵启发,用各种方法,引导学生去学习。训练学生们自己会读书,会去钻研问题,并且常以“干!干!干!”3个字来教育学生,凡事必须亲自动手实干,才能懂,才能会,才能精。

  先生尝说:“我是一个学海军的,对于教育本是外行,因为有志于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办教育,干中再学,学了再干,尽毕生精力,干!干!干!今天已由一个外行变成为一个内行了。还有我们学校的华午晴先生,他是严王家馆的一个学生,没有学过土木工程,因为他心细,就叫他总管学校的建筑。连年修建,今日女中部的教室楼,就是他绘图设计的。用地不多,楼上楼下,没有一处方寸之地没有加以利用的,虽是一般专业的工程师,也不能过之。此外还有王九苓先生,他是师范班毕业生,没学过农林园艺,叫他管学校的花木,他天天看书钻研,找别人学,今天已成为一位花木专家了。他所培养的菊花,千百异种,每年一到开放展览,有多少爱好者,从远道来参观。这些事实,说明了知识是从干中得来的。”

  先生又尝说:“学生们不要读死书,要会用书,要学会吕洞宾那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这是要求学生们会学会用,要学会真本事。

  先生尝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有一天中学的修身班,他看到一个姓王的学生,因为吸纸烟过多,手指被烧得焦黄,先生指着他说道:“看你抽烟抽的,手指都烧成那个样子了,吸烟对青年人身体有害,应该戒除了它。”当时王生回答道:“先生你不是也抽烟吗?怎么说我呢?”先生当时受到启发很深,深切的认识到欲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凡事要以身作则。当时立唤校工:“把我房里的烟全拿来!”先生当时吸吕宋烟,房里存着几大盒,校工全给拿来,先生立时当众把烟全都折了,扔在污水桶里。校工可惜烟,说道:“留着拿回家给老太爷抽不好吗?”先生说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与诸位同学共同戒烟。”自此以后,南开在校学生,从没有吸烟的,先生也自此终身不吸。

  后期教育思想

  先生在清末,鉴于当时社会风气的愚昧无知、颓靡不振,他总结出来由于“五病”,制定出5项教育方针。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已由蒸汽机的发明进化到了原子能时代。先生的教育思想也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社会的需要而飞速地向前发展。由早期的5项教育方针逐渐发展成熟,进而成形为“公能教育”。他在重庆南开中学的运动场坡地上,用绿色的冬青草,植成了两行标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就是南开校训。

  先生的所谓“允公”是指着要求做到最公,“允公”和“去私”是相对着的,但是去私是消极的态度,而允公却是积极的态度。这里所谓的“公”字,先生尝着重指出是“大公”,不是“小公”,若是“小公”的话,那就成为本位主义,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公,所以才能高瞻远瞩,惟其公,所以才能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个人主义。这是他教育学生做人的第一功。

  所谓“允能”是指着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的教育目的,就是在培养具有现代化科学才能的新人。既具备着理论知识,又具备着实际工作的能力,主要在培养学生学会将来在社会服务时的工作能力和专门知识。为了赶上时代和跨过时代,先生又在大学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和各种理工研究所,号召学生向世界科学文化新高峰进军。

  所谓“日新月异”就是说要求学生天天在不停的变,时时在不停的长。他给学生们创造了一种环境,叫学生们亲眼看到他们几年或十几年(在那时从南开小学到中学、大学一共要16年)所在读书的学校,就是时时的在变,时时的在长,时时的在向前发展。环境的陶溶,潜移默化,给学生们养成了一种习性,认为不是这样就不是人生了,使得学生们自幼年就养成了“长!长!长!”的人生观。先生常教育学生们说:“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是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是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赶上时代,而且是要走在时代的前面。”这些就是南开精神。

  先生出生在清朝末年,距今约有一个世纪,他的一生没有接触过马列主义理论,但是在他的教育哲学里,却有许多地方蕴含着唯物主义思想。

  先生平日极其重视环境教育,他认为这对于学生可以收到潜移默化之功。清洁整齐,生活有规律,做事有条理,气魄宏大,这是培养一个好公民的第一步功夫。所以在他的指导之下,不论是在大学、中学、女中、小学,或在天津、或在重庆,学校里永远的、随时随刻的布置得清洁整齐,秩序井井有条,无论老师学生,以至校工们都总是精神勃勃的。在当时南开是私立学校,一切经费和建设都是指着社会人士的捐款来补助维持,所以平时对于校舍的保护维修都是特别的注意。校舍年年油刷,哪怕是一块玻璃或是一块窗纱破了,都要立时补修好。地上永远看不见一块碎木和烂砖,即使是最初建校时修建的校舍,也是油漆粉刷得和新房子一样。一进了南开学校的大门,会使人有一股生气勃勃的感觉。而一般社会人士见到他们捐款兴建的学校是这么整洁有秩序,这么有生气,他们也更乐于踊跃地来捐款。

  先生平日最注意培植后进,选拔新人,只要某人有一点长处被他发现了,他必要尽力地鼓励他,给他以发展的机会。对于用人方面,他常说:“人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他的短处,世间没有十全的人,我们用人,要尽量发展他的长处,避免他的短处,在长处得到发展时,他的短处也会退缩不显,如果我们对人处处吹毛求疵,世间将无可用之人。”他的一生,无论对人对事,永远是看它那明朗的一面,选择它那明朗的一面,在这一点上,也可说是代表他那教育家的风格,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特有性格。人们都叫他老校长,他的一生就是这么热情温暖,使人乐于受教。

  南开五十年,在艰苦奋斗中成长

  南开学校自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严氏家馆时期,当时只有6个学生。6年后中学部成立,也只有73个学生,一直发展到全国解放前夕,前后50年,成立了南开大、中、女、小和重庆分校五部,学生达到四千多人。历年来先后曾在南开上过学和毕业的学生,更不下数万人,为社会中坚。南开是一个私人创办的学校,几十年来,中国的政局经常的在不休止的内战,而南开的教育事业也经常的处在这种急风骤雨、惊涛骇浪之中。在最后它又遭遇着日寇的凶狠轰炸劫烧,将天津的大、中、女、小四部校舍全部摧毁。敌人们想把南开学校彻底的毁灭掉。但是它并没有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被毁灭掉,它随着又发出了更茁壮的蓓蕾——重庆南开中学,开放着更灿烂的花朵,南开学校是在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它富有着强烈的生命力,虽然经过着一次又一次的波折,遍历着种种样样的困难,但是它却在存在,在发展,在壮大起来。诚如先生平日所说的:“南开学校的诞生和发展,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不过是借着我的手来完成起来罢了。”事实的确是如此。

  中国的政局自从满清王朝的覆灭到民国的肇兴,数十年来,军阀割据,你争我夺,表面上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蒋(中正),实际上是北洋军阀、安福派军阀、直系军阀、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军阀在统治着这国家,其他割据一方的还大有人在,人民永远是在过着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由几个私人创办一所私立学校,培育着反对这些统治阶级的幼苗,这的确不是一件什么好干的事。在政治上既不能触动这些统治者,不然他们就不会允许你存在。在经济上又要自己去想办法来维持这个学校的存在和发展,在那个时期,由于军阀们你争我夺,他们一时还顾不到你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只要没有太露骨的表示还容易混得过去。但是在经济方面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私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是要依靠着社会人士的捐款,而当时社会的财富却掌握在这些统治阶级的手里。先生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自问要不要复兴中国、要不要培植新人、要不要办教育、要不要用钱,这一系列的问题他不能不从实际出发。他不能等待着国家政治走上正轨之后再办教育,他要先从教育救国、培植新人、改造社会着手。所以他在各个政权不断的变换交替之下,适应着环境,和他们交往,劝他们捐钱。他还懂得一条道理,一个人无论是怎样地作恶,但是在他得势之后却极喜欢得一个美名,另外他们还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一所好的学校里学好。先生抓住了这一点,他同意满足他们的愿望,但是要他们捐款。他明白,钱无论是从哪里捐来的,但用来办教育,这对于国家民族总是有益的事。并且这些钱本来就是人民的,用它来办人民的教育,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先生常自称为是一个化缘的老和尚,先生一生献身于南开教育50年,他一直募化了50年。

  在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有着较为开明的思想和较为远大的眼光,他们痛恨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很多人都来大力的支持着先生兴办教育。至于一些军阀政客,他们也有很多人被先生的真诚所感动,慨解私囊,捐资兴学,或是在各方面相助。在整个50年的过程中,对于南开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确是得到不少的好处。

  在办中学教育,由于学生多,教学设备简单,教师的工资较低,一般学校的经常费开支有学生的学费收入可以相抵,所差已不多了。其余不足部分和学校的发展建设需要可以依仗着社会捐款来维持。至于办大学教育就不同了,大学的学生少,教学设备复杂而用钱多,教师们的工资高,要想指仗着学费收入来抵补支出,相差已经是太远了。这项巨额亏差,必须要仰仗着社会捐款来抵补,此外还要添建校舍、增添设备等等,这就不是少数的钱所能解决的了。

  历年来在各个政权的交替统治之下,先生都要想尽办法找他们给拨助些常年的补助经费,但是一经政局变迁,就要重新打鼓另开张,另找门路。他经常的出入在北京各个政权的教育部大门,人们都在背后指着他说,这个化缘的老和尚又来了。他平日生活朴素,总是穿着一件蓝布长衫,有一次到北京去,因为同时还要给一个学生证婚,穿了一件缎子长袍,到了教育部,人们都在奇怪,这是张校长吗?怎么今天穿着缎子袍子了呢?这个化缘的老和尚,在人们眼里是有他一定的标志的。后来因为常常给学生们证婚,这些老学生们也常送他一些衣料,王夫人把来给他制成新衣说道:“给这个老和尚挂一挂袍吧!免得叫人家看着太寒碜了。”

  由于连年内战屡起,国内政治屡变,他的事业也一次又一次屡屡地受到挫折,大学教育的设立经过了两次的失败,后来才算成立起来,其间得到不少李秀山先生的捐款。大学部矿科,本来是由李组绅先生年捐常年经费3万元创办起来的。捐了5年,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因为内战的影响,捐款停止了,矿科因此停办。在抗战前一阶段,每一遇着内战起来,学校就要停课,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受着影响,募捐的来源受到了障碍,学校的经费也感到支绌,大、中、女、小四部分的经费,这的确是一个不轻的负担。先生只为心里有一个教育救国的信念,他不避一切艰难来支撑这一困难局面。有时感到一阵失望,不免长吁短叹,王夫人必要从旁鼓励他说:“你办南开教育,是为国为民办好事,谁知道了都会来帮助你的,凡事定能逢凶化吉。”先生听到后就又把精神振作起来,如此的几十年。一直到抗战开始,南开大学合并西南联大,改为国立了,他才松了一口气。只剩下了中学部,在他就认为是颇有余力了。

  虽然困难是这么多,但是他却始终坚持着办教育是他的终身事业。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先生的好友、南开中学的董事长颜惠庆博士在北京组织摄政内阁,约请先生担任教育总长,先生辞以和严范孙先生有约,终身办教育,不做官,婉却。后来奉系入关,张学良氏又约请先生出任天津市长,先生也予以辞谢。当时有先生的好友林长民先生对先生说道:“如今的好人都不出来做官,行见中国的政治,将要更趋腐败了。”先生以各行其志谢之。后来林先生以学者往佐郭松龄,发动东陵事变倒张,事败遇害。

  后来议者说先生是一位事业家,不是革命家,先生听到之后,再三地点头说道:“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救国之道多端,端在各行其志,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假使我当日作为一个革命家,到今日早已成仁取义,成为一个烈士了,到今天哪里还会有南开学校的存在?更哪会给祖国建设,培养出这么许多新人才来?今日打一个比喻,先有鸡乎?先有蛋乎?其实鸡与鸡蛋,本是一物,不过形态各异耳。革命事业,也要自培植新人出,两者实二而一,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区别的。”他的这种说法,也可以代表他的教育救国的看法吧!

  南开学校五十年来,就是这么年复一年的在艰苦奋斗中成长着,经受着暴风雨的锻炼,使得这一群朴素的教育工作者,养成了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干!干!干!长!长!长!”的南开精神,他们实际上是一生一世的在教育救国的战线上战斗着,没有一时一刻的停歇下来。

  先生在南开的基本干部,多是严王家馆和早期中学毕业的老学生,师生之间,团结得有过于父子,所以一切工作都能得心应手。学生们都能深切的体会老师的心情,老师也能深切的体会学生的心情,彼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教育救国目标而奋斗。即使是一个校外来的同仁,只要在南开工作过一个相当的时期,他也会熔化在这个大熔炉里,这一切就是南开所以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原动力,它有着一个坚强不动摇的组织和一个淳朴为公的校风。

  在这五十年来,先生为祖国教育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一些险恶的事。在民国十五六年前后那一段时期,即公元1926年和1927年前后,革命浪潮澎湃,冲击着北方军阀的割据局面,东北奉系入关,占据着北京。张作霖自任为海陆军大元帅,为了纪念这一就职典礼,北京政府的一些人儿,合拍了一张照片,约有百十个人,大元帅居中,全都是仿照着三代的服装,头戴冕旒,身穿衮袍,双手拱立,在当时的天津《北洋画报》,曾刊登过这一幅照片。由于孙中山先生有三民主义,于是军阀孙传芳又胡诌出四民主义和五民主义来对抗,这些人和革命当然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在各处逮捕革命党人,李大钊和马骏两位同志,就是在那时遇害的。李大钊先生被害之后,记得当时北京有几个城门易名,有一个城门先是改为新华门,后来有人说:“李大钊有一个女儿名叫李新华,用这个名字不好!怕不是好征兆!”大元帅一听,马上下令磨去,改为和平门,就是今日的和平门。其实多作好事,逢凶可以化吉,多作坏事,逢吉可以化凶,这是事物发展的常理。这些人他们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只要把城门改两个字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真是痴人说梦。又谁知在二十几年以后,人民解放大军奏凯长驱进入和平门,大元帅死而有知,岂不要大吃一惊乎!

  由于北京政权的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各学校是新思潮的发生园地,在当时南开学校的师生里,也颇多共产党人,这在当日的政权来说,是要一体严拿的,所以这些学府便成为了这些统治者注意的对象。当时驻在天津的奉系直隶省督办是褚玉璞,他是一个土匪出身的军阀,经常的在他的督办公署里杀人。有一次有他手下的一个参谋,是一个老头儿,给老褚献计道:“在天津市里,要数张伯苓对社会的影响力最大!他所办的南开学校里,是专门的出共产党!应该赶早把他除掉了!”老褚一听道:“好的!咱就这么办吧!”当时有他的参谋长在旁,骂这个老头子道:“你这个浑蛋!懂得什么?张校长是一个好人,他办南开学校几十年,对国家的贡献最大,在天津的南开学校办好了,也是督办的一件大功呀!督办应该好好的奖励他才是。”老褚一听又回嗔作喜,立刻叫派汽车到先生家里来,接张校长到督办公署去谈谈。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先生正在八里台南开大学看学生们的游艺会,督办公署的汽车到西南城角先生家里来接,听说在八里台了,又转头到八里台南开大学去接。当时大家一听督办公署派车来接,都心里打着鼓,估量着凶多吉少。但是先生心里却极坦然,他想,事情来了,怕也没用,随机应变,自能转危为安。到了督办公署,他把老褚一阵对付,乐得他老鼠胡子一翘一翘的,直到深夜十二点钟,才派车把先生送回家,大家听到平安归来,这才把一块石头落了地。事后有女中部的一个女学生,来告诉先生说道,她的父亲就是那位参谋长,因为时常听到女儿回家说学校怎样怎样好,校长怎样怎样好,所以他才和老褚讲了那一段话,事后想来,真是好险哪!

  还有在抗战时期,在重庆,一天晚上,有一位在国民党政权某部分工作的老校友,到家里来看先生,他对先生低声地说道:“校长!二陈对您不大好!请校长注意!”先生答应了一声,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又过了些日子,一天下午有五六点钟的时候,先生从外面约了陈果夫到家里来谈话。两人大谈了一阵子三民主义哲学,临走时,先生把他送出大门外看着他上了车走了。先生对着迎面的校舍楼房望了一会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回到房里,默默的坐着,心里仿佛在说,我的一切委曲求全,都是为了南开呀!他的一生,几十年来,除了办南开学校教育救国以外,他是与世无争的,但是树大招风,时时还要防着碍了别人的路。

  但是不管困难是多么多,奋斗是多么艰苦,然而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评判者,它给予了南开教育以很高的评价。不只是在国内,以至在国外,在不同制度的国家里,也莫不如此。记得在抗战前,有一位东北的官员莫德惠先生,他是经办着对苏外交的,一天他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闲谈到关于孩子们上学的事,加拉罕对他说道:“听说在你们中国的天津,有一个南开学校,办的很好,你为什么不送你的孩子们到那里去上学呀?”记得当时父亲在对我讲说这件事的时候,脸上微笑着,他说:“你看!不管我的奋斗是多么艰难,但是到处都有着我的知音人啊!”

  10月31日下午,南开大学党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9月19日-25日举行,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