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秋蓉
张伯苓校长为1946级毕业纪念题写的“允公允能”校训
20世纪上半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校长张伯苓所制定的“允公允能”校训中的“公”，显示了他在力矫国人“私”“散”弊病的路途中，对于“公”的理念锲而不舍的追求。他的教育言论中，“公”的概念被无数次提及：“我看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我们都应当读‘公经’。因为中国人没有团体观念，没有国家观念，就是没有认识清楚这—个‘公’字”。他所不遗余力倡导的为“公”教育，以充分地尊重人的主体性为前提，如他所说，要“使每个人皆得充分地发展他的本能”。这就使得张伯苓的相关教育具备了现代公民素养教育的本质特征。这一教育包括个体权利与公共责任意识、公共道德观念、个人意识与团体意识、诚信意识、个体自由与规则意识等等。具体表现如下：
个体权利与公共责任意识的教育
现代公民文化语境中的个人权利，是权利与责任的统一，是自由与秩序的统一，是个人主体性与个人公共责任的统一。
张伯苓在为期半年的美国访学之后，认同美国的如下文化：人们“各尽其力，分开极力发达自己，而同时又对于社会上负责任”。他由此而在南开开展个人权利与个人公共责任相统一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他认为，“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他强调指出，民主社会中的主人，需要学会承担相关的责任，“作主人就要独立，要自主，要负责任”。张伯苓所说的责任，既拥有现代公民素养中公共责任的意蕴，又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责任感的本色，这就使得他所推行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充溢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居庙堂之高而兼济天下的情怀。
公共道德观念的教育
张伯苓在引入公共道德观念上的不懈努力，体现了他在培养现代社会“公民”漫漫长路上的求索。
他曾经说到：“今后要以‘公’教育大家，使大家知道‘公家的’是你我大家所共有的，大家只能给他加东西上去，互相监督，谁也不能拿，谁也不能偷，这样国家才能建设起来”。他并认为：“爱物亦公德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他指出：“我又看见一个客人很坦然的在干干净净的地板上任意吐唾。有了很好的东西，有一种人竟不配享用，不但不会享用，还要公然的给人家毁坏。这种人可说是应该打倒了。”
由上可见，张伯苓不遗余力倡导公共道德观念的宗旨，是养成学生维护公共环境与公共秩序、热爱国家乃至热爱世界的现代公民情操。
个人意识与团体意识的教育
多次访美特别是长期观察美国社会，使得张伯苓透彻地体悟到美国的个人和团体的精神。他指出，美国“个个人都为头，组织起来整然有序，散之则各自为主”。上述精神，充分地表明在以个体独立而著称的美国，个人意识与团体意识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个体若要尊重自己的权利，首要学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学会与他人合作，这样才能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搭建平台，是为现代公民素养的纯正内涵。
张伯苓阐明南开学校培养学生个人意识与团体意识个性鲜明的教育宗旨。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般人才。英语所谓Co-operative human being(合作的人们，笔者注)者是也”。他所推行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中，即有涵盖个人权利意识的自治精神，又有涵盖个人与他人合作的团体精神。个人意识与团体合作意识的互为前提，对于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诚信意识的教育
张伯苓始终不渝倡导的诚信意识，既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吸纳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是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现代公民素养。
张伯苓苦心经营南开系列学校间，自始至终恪守“公”“诚”信念。他总结办理南开成功的二字秘诀是：公和诚。反复强调：“做事没至诚，不恳挚，是不成的”。上述议论，是张伯苓关于诚信意识与成就事业之间密切联系的真知灼见。
张伯苓诚信意识教育的如下至理名言，染上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色调，是中西两种文明的结晶：“你要是对社会诚实，社会对你也是诚实的”，“不诚者，未有能久而不败”。张伯苓以诚信意识办理南开，是南开系列学校获得成功的要因，更是他躬身践履现代公民意识的力证。
个体自由与规则意识的教育
确立人的规则意识，是现代公民素养教育的不二法门，是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张伯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土壤中落实个体自由自主意识与个体规则意识的两难困境。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中国教育今之最大问题，即为解决如何可以此两种似相抗触之性质，灌入此未来之时代中。”所谓自创心，可以理解为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所谓遵从纪律心，可以理解为个人的规则意识。个体只有具备了规则意识，其自由与自主才可能由理想而变为现实。
张伯苓，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令人叹为观止的著名教育家，他创造性地将西方公民文化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所推行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融会贯通了中西新旧文明。一方面，他作为从君主专制时代走出来的现代大学校长，其所推行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中，融入了中国传统官绅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所推行的相关教育，是以西方现代公民文化为底色的。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严复等时代先驱，大声疾呼中国要施行现代公民素养教育，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竺可桢等为代表的曾经留学欧美的饱学之士，始终不渝尽心竭力于中国的相关教育。例如，此间他们所倡行建立的大学学生自治组织，便是训练学生现代公民素养的场所。由上可见，张伯苓所推行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植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特定的制度文化土壤。
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尽心竭力执掌南开系列学校期间，多次访学日本和美国、欧洲，得以洞察欧美现代文明，拥有了准确把握现代公民素养教育的密匙。
张伯苓在审视中西文化差异中，在痛切反省中国过于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疴之上，其所体认的公民素养教育无疑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
张伯苓播下的现代公民的种子随即生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南开学生拥有很强的团体合作意识，拥有互信互谅的气度。著名南开校友认为，南开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和社团活动，占学生1/3的时间，其辅助了正规教育，给学生以全面的公民素质训练。南开学生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做事负责任并讲求实效，具有很强的服务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著名南开校友、两任国家总理周恩来、温家宝无疑是融通中西文化的公民精神的人格象征。
对于张伯苓所推行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有学者评价指出：“南开之所以能成为中外著名的学校，与张伯苓的这一教育目的和教育思想有着直接联系”。由于张伯苓在推进现代公民素养教育中，将中国传统美德与西方现代公民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获得了成功，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评价。张伯苓，其相关教育的成功经验，为后人研究与探索当代中国大学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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