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张伯苓先生(1876-1951)
今年4月5日，是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140周年诞辰。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1895年10月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此前半年，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日军驻扎威海卫。1898年7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船送清廷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张伯苓先生毕生的理想追求和教育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努力，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屹立于中华大地：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南开女中，1928年开办南开小学，1936年开办重庆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南开系列学校的异军突起，特别是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更是造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特的“南开现象”。
纪念张伯苓先生，要学习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先生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的所谓爱国，主张把爱国的精神和报国的能力结合起来。他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他在1934年颁定南开校训时强调，南开致力培养的是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1937年7月，南开大学因师生爱国言行而被日军炸毁。仅仅月余，先生最疼爱的四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作战，中途遇难殉国。先生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倡导的爱国精神。
纪念张伯苓先生，要研究借鉴他的教育思想。先生的教育思想，突出表现在强调“公能”育人、三育并进、全面发展。针对旧社会国民性中的“愚”“弱”“贫”“散”“私”五病，先生提出了“公能”育人的主张，指出：惟“公”才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才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他还主张：“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强健之国民；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注重精神修养，以求贡献于世界。”正是在以“公能”为核心的育人理念熏陶下，南开形成了“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精神传统，人才培养质量始终保持一流，涌现出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为代表的大批优秀人才。
纪念张伯苓先生，要总结汲取他的办学经验。先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先进代表之一，在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时，最初也曾走过一段弯路。1924年，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经过反思，先生加快了教育改革步伐。到1928年，他明确提出，南开今后的发展要“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从全盘引进并照搬西方教育，到主张教育要适合中国国情、办出一个“土货化”即中国化的南开，是先生在学习外国过程中反复摸索得出的正确结论。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办学经验，对我们今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纪念张伯苓先生，要继承光大他的未竟事业。1944年南开学校40周年校庆之际，先生满怀激情地提出：“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今译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这段话，强烈表达了南开人在当时就立志要把南开学校特别是南开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遗憾的是，在旧中国社会政局动荡、教育整体落后的情况下，要把南开建成牛津、剑桥、哈佛、耶鲁那样的世界名校是不可能的，先生只能抱憾终天。逝世前他曾说过：“我死后一定要埋在南开，要看着南开。”先生离开我们已经65个年头了，南开人从来没有忘记他提出的宏伟目标，正奋力把他的未竟事业发扬光大。
今天的南开大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紧紧抓住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津南校区建设两大历史性机遇，注重质量特色，优化学科结构，调整学校布局，改善办学条件，正朝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目标奋力前行。天津市政府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进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张伯苓先生在70多年前提出的使南开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的梦想，经过南开人持之以恒的接力奋斗，一定会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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