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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公能”教育精神 推广现代教育理念的张伯苓校长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6年4月1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1-23 21:39

  侯杰

  张伯苓校长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尊重和认真书写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且是留下丰厚文化遗产、造福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家。概括起来就是,弘扬“公能”教育精神,推广现代教育理念。他和严范孙先生联合或单独创办了包括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女学、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在内的系列南开学校,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私学教育体系,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并获得后人的极高评价。当代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就讲:“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氏家塾的六个学生,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考虑到这几十年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他也曾在厦门鼓浪屿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类似的见解,并先后多次向笔者表达此意。

  作为在南开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并担任教师工作近三十年的我,切身感受到:张伯苓不仅是民国时期担任校长职务最长者,而且有建设著名学府的理想和抱负。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四十年校庆纪念特刊》上写过这样一段话:“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所望我同人同学,今后更当精诚团结,淬厉奋发,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气概,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并驾齐驱,东西称盛。是岂我南开一校一人之荣幸,实亦我华夏国家之无疆之光辉也。”这充分展现出著名教育家的襟怀与风范,也是南开人不懈努力和奋进的目标。

  在张伯苓校长时代,南开学校虽然属于私立,但是姓公。这是因为他在创办南开学校的时候就将“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作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张伯苓认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愚”,民性保守,不求进步,教育不普及,人民多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充满迷信观念;“弱”,重文轻武,鄙弃劳动,鸦片烟害泛滥,早婚流行,导致民族志气消沉;“贫”,科学不兴,荒灾迭见,生计艰难,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散”,不善组织,不能团结,因此个人主义畸形发展,团体观念极为薄弱;“私”,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为消除这些弊病,培育救国人才,以)国耻,以图自强,他很有针对性地确立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在张伯苓看来: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从而养成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因此,南开大学奉行的是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全人教育理念,并将“四育”融入南开学校的建设之中,努力使每个学生都能拥有丰富的知识、超群的能力、独立的人格、美丽的心灵、健康的体魄。为改变“我国人素重私德而于公德则多疏忽”、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等实际问题,张校长不仅鼓励师生创办各式各样的社团,而且参与一系列的群体生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土货化运动中,张校长思考最多的仍是学校在“公”领域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在1928年2月亲自主持制订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以“土货化”为日后发展的根本方针。“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南开大学应该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志愿,“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因此,“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为此,他调整课程设置,增加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加强理论与社会实际的联系,采取措施增加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增设与工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系科,设置研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学术机构,如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等;开展服务中国的科研项目,如完成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完成中国进出口物价物量及物物交易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外汇指数、上海外汇指数等。这些成果都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张伯苓历尽坎坷,终于探索出一条近现代高等院校发展的中国道路。

  在这过程中,张校长还凝聚了一批批具有“公能”精神和现代教育理念的南开师生,共同奋斗。他们秉承“非役人也,乃役于人”的信念,不懈地追求和掌握科学知识、中外文化,目的并不是为了役使别人,而是为社会乃至人类服务,从而展现出卓尔不群的内在气质和精神风貌。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南开校友吴大猷赞叹道:“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苓识才之能,聘用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须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

  南开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学术大师,而且造就了成千上万公能兼备的国家民族栋梁之材。正是张伯苓的及时劝导,南开学子梅贻琦打消了离开清华大学的念头,最终成为中国著名学府的长期掌门人。经济学家李卓敏不仅驰名欧美,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校长。历史学家蒋廷黻名震海内外,为至今仍雄踞中国大陆史坛的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奠定坚实的基础。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和戏剧大师曹禺也是南开教育成功的典范。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精心培养后来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李政道、杨振宁等人。

  张校长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不仅鼓励学生、孩子奔赴抗战前线,而且当1937年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七二八事变”,将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南开学校毁于一旦后,马上在南京向记者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7月31日,在面见蒋介石的时候,张伯苓掷地有声地表达了抗战的决心:“此刻南开的校舍被毁的烟火未熄,只要委员长决策抗战,南开的牺牲有无限的代价,无上的光荣。我拥护委员长决策抗战……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蒋介石当场表示:“南开为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在抗战中同样遭受巨大损失的天津《大公报》也发表社评《从南开复兴说到一般教育》,明确指出:“张伯苓校长是中国教育界伟大人格之一,而其所以伟大处,经此劫火更得证明。他承继严范孙先生四十年辛苦扶植的教育实业,一旦无端为日本炮火故意摧毁,而丝毫不能消灭他的勇气,反而更增长激发他的信仰。他本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现在更灼热化了,并且极端乐观……这种伟大精神,确足以代表中国民族的新觉悟,而为我们所万分钦佩的。”在抗战的烽火中,南开大学在昆明通过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建立西南联合大学,重获新生。战后,南开大学如涅槃的凤凰,回到白河之滨的天津,再造辉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发给他一枚抗战胜利勋章,奖励他在抗战时期的公而忘私,不惜家庭、学校付出巨大牺牲。当得知南开学校没出汉奸时,张校长感到十分欣慰,觉得这比获得任何勋章、奖章都重要。这就是公能兼备的南开师生交出的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在纪念张校长140年诞辰的时候,衷心希望将所有的感谢、感激、感恩,化为心香一瓣,献给我们所景仰的张校长,并与所有弘扬“公能”教育精神、推广现代教育理念的干部和师生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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