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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永恒——读宁宗一先生的《点燃心灵之灯》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6年3月11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1-23 21:27

  □田本相

  我们南开习惯称老师为先生,这里也习惯把宁宗一教授称作宁先生。他将他的《点燃心灵之灯》寄给我,让我这个做学生的写序,不敢不敢,但可以写一篇读后感言。老实说,我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嘱咐我自己万万不可心急。每天清晨精心拜读,似乎沉醉在他多年来,以他自己的点燃了的心灵,写下的这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诗篇里。每天都跌在感情激荡的漩涡里,每天都在敲击着我的灵魂,勾起的是连绵不尽的回忆和沉思。

  这个集子给我印象最为深刻,也最引发我思考的是他怀念老师的文字,他们是李何林、华粹深、王达津、许政扬、朱一玄、来新夏教授等。其情感之真,其寄寓之深,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也是最让我思考的。他写他的恩师华粹深教授一篇文章,标题为“师恩永恒”,这四个字凝结了他对师恩的最深切的感受,但我以为他更提出了一个熔铸着传统精神的现代伦理道德命题。这一点,是我想着重讨论的。

  何谓“师恩”,“师恩”何在?又何谓“师恩永恒”?宗一先生在他对老师的怀念里,作了最剀切的回答。

  其实在中国的为师之道中,是不求报恩的。韩愈说,为师之道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仅就“传道”而言,也并非只是言传而更在于身教。因此老师之恩泽首先体现在他们的高尚情操和风骨上,表现在他们对为师之道的继承和发扬上。像“何林师一生从事革命、教育和研究等工作,贯穿于先生生命与心灵深处的是他永远的赋予,而从不要求回报。因为先生总是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所以他没想到过谁会回报他。何林师的磊落博大的胸襟,更表现在对于那些反对过他、残酷地整过他的人。先生对于这些人的态度,一是以自己的良知直面这些人的心灵深层,让他们了解真相,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二是既往不咎,而且在以后相处过程中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待之。现在想来,如果不是一位秉社会良知、灵台澄明的大勇者,是无法达到这种人生境界的”。何林师,他的为人种种,在南开,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虽遭受种种打击,但始终正道直行,他的高风亮节,俨然有着中国文人的风骨。

  许政扬教授,看来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但是他在迫害面前始终没有低头,最后的自杀,显然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坚持学术尊严和人格尊严的体现,他的死并非孱弱的表现,而放射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宁死不屈的光辉。他以他的死抗议着那个动荡的岁月,在他文弱的外表中有着一个强大的灵魂。这些,正是“师恩”之所在。

  “师恩”还表现在他们对学术的坚守,对学术的忠诚上。华师在“文革”前就是小说戏曲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一直为南开中文系建成全国知名的研究中心而努力。经过十年“文革”之后,“1979年南开大学中文系建立了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华师被推选为主任。他在病床上仍然十分惦念研究室的工作。每当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总叮嘱我:研究室初建,要有个计划,有个方向,注意后备力量的培养。他甚至想着研究室珍藏的那一批戏曲唱片,让我们注意,别使它们受潮,该转录到录音带上的要立即着手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却又发现他显得烦躁不安。初时,我以为是病痛折磨所致,但一经询问,他就痛楚地对我们说:‘我这个研究室主任完全是挂个名,做不得实际工作,我心里总是不安。’他说得真实极了,诚恳极了,没有一点点矫饰,我简直看到了他那认真的谦虚的仁厚的而又是透明如水晶的心。”即使在大病中,想到的仍然是他的学术责任和担当。

  宗一先生对他的恩师许政扬先生的治学精神、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说他第一次聆听许师讲课时,“首先是一种崭新的感觉:用练习本写就的密密匝匝的讲稿;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阐释;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字体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的书法”。

  许师的治学方法,曾经得到何其芳先生的赞许,在他给许师的一封亲笔信里,说他写的论文《论睢景臣〈高祖还乡>》,“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揭示作品的真实的社会思想底蕴,所以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正确途径”。在宗一先生看来,“许师最大的研究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集其大成而创立了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即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联系和扣紧文本的外在因素(时代、环境、影响、作家生平等),同时保留对作品本身的审美意趣和艺术的敏感与直觉。这无疑是一种灵性和智性高度结合的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

  宗一先生认为许师的学术精神,正是“我们需要接住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许师的仙逝和他最后无言的思想,给了我生活、写作、坚守和承受一切的力量;他的死也促使我对自身命运的认知。我等待,我乐观地等待被‘点燃’的那一个时刻”。

  宗一先生对王达津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是由衷地感佩。他认为达津先生才情过人,学问渊博。“当我面对达老时,无论是他回答我幼稚的问题还是听其独自抒发感兴,那真像是在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中神游。他常从学问谈到人生,又从人生况味中谈到学术的精义。而我则在休闲式的倾听中,领略先生的音容笑貌,观察他的心态流变。在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你定会感受到他那天纵之神思,那机锋妙谛,这一切都从他的嘴角流泻出来,使你享受的是灵动的思想与艺术的感觉。”

  对于历史系的来新夏先生“难得人生老更忙”的治学精神,他也是赞叹不已。启功先生给这位爱徒庆祝80岁寿辰的诗句:“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来新夏先生,就用恩师的诗句鞭策自己:“又一次申明他是如此喜爱这种在‘忙’中享受的有意义的高贵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把前后两段文字比照着看,这无疑是一次文化使命的宣言:即永远不放弃他的学术追求,永远不放下他手中的笔,永远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他的人生最高目的。”直到他去世,都履行了自己“有生之年,誓不挂笔”的诺言。

  “师恩”还表现在他们对学生的仁爱之心,对学生的呵护、爱护甚至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学生。何林师自不必说,我在我写的《李何林传》中,记叙了他对许许多多学生的无私的体贴和援助,学生们正是从他的父亲般的关怀中,感到师恩。

  这里,我特别提到华粹深教授对学生的仁爱之心,他的善良、仁慈和贤良,使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他的恩泽。

  宗一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我觉得,在我们的师长中,华先生是一位最有亲和力、最慈祥的老师,他的爱心不仅仅是像有人说的因为他膝下无子女所以爱孩子,而是一贯地把他的学生,不分男女,都看作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而师母在这方面又使得华先生人性的光彩更显得鲜亮,更显得突出。总之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受惠者,华先生和华师母的恩情是我们难以言说的。”

  还有他对许政扬先生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那个年代,他既不代表组织,似乎过去也没有更深的交往,但却成为忘年交,华师就好像一个默默地守护着许政扬的爱神。

  “师恩”表现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品格上。当宗一先生最初成为许政扬先生的助教时,“许师仔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忠诚老实地交底——沉吟片刻后说:‘我先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30部书的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而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30部书中竟包括大部头的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和《昭明文选》以及仇注杜诗和王注李诗。许师看我面有难色,于是作了如下的说明:一、这些书都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看,但可以‘不求甚解’;二、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书;三、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记下几条,备用备查。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真是受用无穷。我就凭着这30部书为基础,教了三年历史系的文学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学名著选读,应当说基本上没出现大的纰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许师的一片苦心。第一,我的国学底子太薄,必须先打基础;第二,让我硬着头皮苦读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如郭编《乐府诗集》和《昭明文选》,而不让我先看各种流行的选本,目的就是为了让我避免某名牌大学出来的毕业生竟不知‘古诗十九首’出自何书,乐府诗又是怎样分类的!在这里我还要重重地提一笔,上世纪50年代的南大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一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进行抽查。我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师共听了三次课,而许师竟然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一般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板书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以及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和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而许师则着眼于讲授内容的准确性,分析阐释上的科学性,等等。对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即所谓匡正悖谬,补苴疏漏。而我也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向同学正式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样从对青年教师的严格要求开始,就奠定了南开大学中文系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教学规范”。我之所以这样引用宗一先生的记述,是在这记述中,深深烙印着宗一先生对“师恩”最深切的感受,这样的恩泽,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老师把自己的心血都竭诚地交给了弟子。于是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

  如果说以上所列“师恩”的种种表现,已经足以说明“师恩永恒”了;但我以为宗一先生的“师恩永恒”之说,还在于提出一个伦理道德命题。师恩的永恒性,不仅仅是一个深谢恩师的美誉,更是说在当代它应是继承中国传统的为师之道,并应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

  我很赞成李泽厚先生的看法:“这种传统的‘仁义’感情和‘天地国亲师’所谓信仰,对今日现代生活仍然可以有引导、示范但非规定、建构的作用。”在他看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究竟“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他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来说,这指的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经验的历史主义不仅是中国实用理性的特性,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师’的真实意义就在这里。”(可参看李泽厚《伦理学纲要》第三节《天地国亲师》)而宗一先生在“题记”所说的,“谁忘记历史,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也是这样的道理。

  在当前师道失落,师不守师道,生不守生道之际,宗一先生的“师道永恒”之说,就有着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它既是对师恩的情感的诗性的概括,更是对伦理道德的提升。

  宗一先生能够写出《点燃心灵之灯》,绝非偶然。起码在南开中文系,甚至南开的文科院系,还没有一位他的同龄人,像他如此痴心地持久地书写对恩师的悼念,对老师命运的拷问。这些,终于让他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我们难道不应该接过逝者递过来的灯,去点燃自己的良知吗?”因此,写作《点燃心灵之灯》就成为宗一先生意识到的历史责任和担当。而这些,让我想到他就是曾经被点燃的一盏灯。

  尽管他让我叫他宁兄,他比我大一岁,但我人前背后都亲切地叫他宁先生。他的的确确是我的授业老师。我上大一的时候,他已经在学报上发表了大块文章。记得是在大跃进,大批厚古薄今之际,老师们上课都心有余悸,可他给我上宋元文学史课,在课堂上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口若悬河。我不但看到他的导师许政扬先生的风采,更直接感受着他的才子气。老实说,那时,我不知别人,起码我是把他作为心仪的学术榜样的。

  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学者,在这个集子里,他那些怀念老师和挚友的文字,字字句句都渗透着他的真情。他说他也做了一些傻事。但是他那个对于师友的真诚,对学术的真诚,尤其他那种口无遮拦的率真个性,我倒觉得他的人格就像是一个晶体,是透亮的。

  谢谢他这部珍贵的书,给我们留下最珍贵的历史,最珍贵的感情,最珍贵的心灵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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