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本相
我们南开习惯称老师为先生，这里也习惯把宁宗一教授称作宁先生。他将他的《点燃心灵之灯》寄给我，让我这个做学生的写序，不敢不敢，但可以写一篇读后感言。老实说，我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嘱咐我自己万万不可心急。每天清晨精心拜读，似乎沉醉在他多年来，以他自己的点燃了的心灵，写下的这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诗篇里。每天都跌在感情激荡的漩涡里，每天都在敲击着我的灵魂，勾起的是连绵不尽的回忆和沉思。
这个集子给我印象最为深刻，也最引发我思考的是他怀念老师的文字，他们是李何林、华粹深、王达津、许政扬、朱一玄、来新夏教授等。其情感之真，其寄寓之深，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也是最让我思考的。他写他的恩师华粹深教授一篇文章，标题为“师恩永恒”，这四个字凝结了他对师恩的最深切的感受，但我以为他更提出了一个熔铸着传统精神的现代伦理道德命题。这一点，是我想着重讨论的。
何谓“师恩”，“师恩”何在？又何谓“师恩永恒”？宗一先生在他对老师的怀念里，作了最剀切的回答。
其实在中国的为师之道中，是不求报恩的。韩愈说，为师之道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仅就“传道”而言，也并非只是言传而更在于身教。因此老师之恩泽首先体现在他们的高尚情操和风骨上，表现在他们对为师之道的继承和发扬上。像“何林师一生从事革命、教育和研究等工作，贯穿于先生生命与心灵深处的是他永远的赋予，而从不要求回报。因为先生总是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所以他没想到过谁会回报他。何林师的磊落博大的胸襟，更表现在对于那些反对过他、残酷地整过他的人。先生对于这些人的态度，一是以自己的良知直面这些人的心灵深层，让他们了解真相，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二是既往不咎，而且在以后相处过程中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待之。现在想来，如果不是一位秉社会良知、灵台澄明的大勇者，是无法达到这种人生境界的”。何林师，他的为人种种，在南开，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虽遭受种种打击，但始终正道直行，他的高风亮节，俨然有着中国文人的风骨。
许政扬教授，看来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但是他在迫害面前始终没有低头，最后的自杀，显然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坚持学术尊严和人格尊严的体现，他的死并非孱弱的表现，而放射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宁死不屈的光辉。他以他的死抗议着那个动荡的岁月，在他文弱的外表中有着一个强大的灵魂。这些，正是“师恩”之所在。
“师恩”还表现在他们对学术的坚守，对学术的忠诚上。华师在“文革”前就是小说戏曲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一直为南开中文系建成全国知名的研究中心而努力。经过十年“文革”之后，“1979年南开大学中文系建立了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华师被推选为主任。他在病床上仍然十分惦念研究室的工作。每当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总叮嘱我：研究室初建，要有个计划，有个方向，注意后备力量的培养。他甚至想着研究室珍藏的那一批戏曲唱片，让我们注意，别使它们受潮，该转录到录音带上的要立即着手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却又发现他显得烦躁不安。初时，我以为是病痛折磨所致，但一经询问，他就痛楚地对我们说：‘我这个研究室主任完全是挂个名，做不得实际工作，我心里总是不安。’他说得真实极了，诚恳极了，没有一点点矫饰，我简直看到了他那认真的谦虚的仁厚的而又是透明如水晶的心。”即使在大病中，想到的仍然是他的学术责任和担当。
宗一先生对他的恩师许政扬先生的治学精神、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说他第一次聆听许师讲课时，“首先是一种崭新的感觉：用练习本写就的密密匝匝的讲稿；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阐释；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字体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的书法”。
许师的治学方法，曾经得到何其芳先生的赞许，在他给许师的一封亲笔信里，说他写的论文《论睢景臣〈高祖还乡>》,“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揭示作品的真实的社会思想底蕴，所以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正确途径”。在宗一先生看来，“许师最大的研究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集其大成而创立了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即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联系和扣紧文本的外在因素(时代、环境、影响、作家生平等)，同时保留对作品本身的审美意趣和艺术的敏感与直觉。这无疑是一种灵性和智性高度结合的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
宗一先生认为许师的学术精神，正是“我们需要接住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许师的仙逝和他最后无言的思想，给了我生活、写作、坚守和承受一切的力量；他的死也促使我对自身命运的认知。我等待，我乐观地等待被‘点燃’的那一个时刻”。
宗一先生对王达津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是由衷地感佩。他认为达津先生才情过人，学问渊博。“当我面对达老时，无论是他回答我幼稚的问题还是听其独自抒发感兴，那真像是在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中神游。他常从学问谈到人生，又从人生况味中谈到学术的精义。而我则在休闲式的倾听中，领略先生的音容笑貌，观察他的心态流变。在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你定会感受到他那天纵之神思，那机锋妙谛，这一切都从他的嘴角流泻出来，使你享受的是灵动的思想与艺术的感觉。”
对于历史系的来新夏先生“难得人生老更忙”的治学精神，他也是赞叹不已。启功先生给这位爱徒庆祝80岁寿辰的诗句：“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来新夏先生，就用恩师的诗句鞭策自己：“又一次申明他是如此喜爱这种在‘忙’中享受的有意义的高贵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把前后两段文字比照着看，这无疑是一次文化使命的宣言：即永远不放弃他的学术追求，永远不放下他手中的笔，永远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他的人生最高目的。”直到他去世，都履行了自己“有生之年，誓不挂笔”的诺言。
“师恩”还表现在他们对学生的仁爱之心，对学生的呵护、爱护甚至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学生。何林师自不必说，我在我写的《李何林传》中，记叙了他对许许多多学生的无私的体贴和援助，学生们正是从他的父亲般的关怀中，感到师恩。
这里，我特别提到华粹深教授对学生的仁爱之心，他的善良、仁慈和贤良，使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他的恩泽。
宗一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我觉得，在我们的师长中，华先生是一位最有亲和力、最慈祥的老师，他的爱心不仅仅是像有人说的因为他膝下无子女所以爱孩子，而是一贯地把他的学生，不分男女，都看作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而师母在这方面又使得华先生人性的光彩更显得鲜亮，更显得突出。总之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受惠者，华先生和华师母的恩情是我们难以言说的。”
还有他对许政扬先生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那个年代，他既不代表组织，似乎过去也没有更深的交往，但却成为忘年交，华师就好像一个默默地守护着许政扬的爱神。
“师恩”表现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品格上。当宗一先生最初成为许政扬先生的助教时，“许师仔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忠诚老实地交底——沉吟片刻后说：‘我先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30部书的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而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30部书中竟包括大部头的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和《昭明文选》以及仇注杜诗和王注李诗。许师看我面有难色，于是作了如下的说明：一、这些书都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看，但可以‘不求甚解’；二、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书；三、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记下几条，备用备查。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真是受用无穷。我就凭着这30部书为基础，教了三年历史系的文学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学名著选读，应当说基本上没出现大的纰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许师的一片苦心。第一，我的国学底子太薄，必须先打基础；第二，让我硬着头皮苦读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如郭编《乐府诗集》和《昭明文选》，而不让我先看各种流行的选本，目的就是为了让我避免某名牌大学出来的毕业生竟不知‘古诗十九首’出自何书，乐府诗又是怎样分类的！在这里我还要重重地提一笔，上世纪50年代的南大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一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进行抽查。我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师共听了三次课，而许师竟然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一般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板书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以及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和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而许师则着眼于讲授内容的准确性，分析阐释上的科学性，等等。对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即所谓匡正悖谬，补苴疏漏。而我也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向同学正式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样从对青年教师的严格要求开始，就奠定了南开大学中文系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教学规范”。我之所以这样引用宗一先生的记述，是在这记述中，深深烙印着宗一先生对“师恩”最深切的感受，这样的恩泽，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老师把自己的心血都竭诚地交给了弟子。于是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
如果说以上所列“师恩”的种种表现，已经足以说明“师恩永恒”了；但我以为宗一先生的“师恩永恒”之说，还在于提出一个伦理道德命题。师恩的永恒性，不仅仅是一个深谢恩师的美誉，更是说在当代它应是继承中国传统的为师之道，并应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
我很赞成李泽厚先生的看法：“这种传统的‘仁义’感情和‘天地国亲师’所谓信仰，对今日现代生活仍然可以有引导、示范但非规定、建构的作用。”在他看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究竟“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他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来说，这指的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经验的历史主义不仅是中国实用理性的特性，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师’的真实意义就在这里。”(可参看李泽厚《伦理学纲要》第三节《天地国亲师》)而宗一先生在“题记”所说的，“谁忘记历史，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也是这样的道理。
在当前师道失落，师不守师道，生不守生道之际，宗一先生的“师道永恒”之说，就有着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它既是对师恩的情感的诗性的概括，更是对伦理道德的提升。
宗一先生能够写出《点燃心灵之灯》，绝非偶然。起码在南开中文系，甚至南开的文科院系，还没有一位他的同龄人，像他如此痴心地持久地书写对恩师的悼念，对老师命运的拷问。这些，终于让他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我们难道不应该接过逝者递过来的灯，去点燃自己的良知吗？”因此，写作《点燃心灵之灯》就成为宗一先生意识到的历史责任和担当。而这些，让我想到他就是曾经被点燃的一盏灯。
尽管他让我叫他宁兄，他比我大一岁，但我人前背后都亲切地叫他宁先生。他的的确确是我的授业老师。我上大一的时候，他已经在学报上发表了大块文章。记得是在大跃进，大批厚古薄今之际，老师们上课都心有余悸，可他给我上宋元文学史课，在课堂上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口若悬河。我不但看到他的导师许政扬先生的风采，更直接感受着他的才子气。老实说，那时，我不知别人，起码我是把他作为心仪的学术榜样的。
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学者，在这个集子里，他那些怀念老师和挚友的文字，字字句句都渗透着他的真情。他说他也做了一些傻事。但是他那个对于师友的真诚，对学术的真诚，尤其他那种口无遮拦的率真个性，我倒觉得他的人格就像是一个晶体，是透亮的。
谢谢他这部珍贵的书，给我们留下最珍贵的历史，最珍贵的感情，最珍贵的心灵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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