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年正月廿一日，我最敬爱的恩师薛宝琨先生走了。望着书架上20余本排列成行的著作，先生清癯而矍铄的面容依然清晰，耳边仿佛又响起他那熟悉的声音：

　　“相声这种形式的演变就是‘打猛诨入，又打猛诨出’于戏剧内外的。即是说在从古优发展到今天相声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参军戏’‘滑稽戏’——接近戏剧艺术的阶段，唐代的‘参军’和‘苍鹘’，宋代的‘副末’和‘副净’已经具备了今天相声逗哏和捧哏‘咸淡见义’一问一答抖落包袱的特点，但它们并没有成为相声，而是在戏剧中寄寓多年，一直到近世市民意识成熟，才‘打猛诨’跳出成为今日的相声。”先生如是道出相声的发展历史，比我们通常所说的清朝中叶至少要提前了一千年。

　　四五十年前，当薛师宝琨和侯宝林大师一起探索相声历史源头时，很多人用鄙夷和嘲笑的口吻说：“相声这玩意儿有什么历史可言？！”相声艺人们沿袭师承的说法，相声以同治年间的“穷不怕”朱绍文为开山祖师，不过百年的历史。一些新文艺工作者也讽刺研究相声是“附庸风雅”“故作高深”。但这些声音没有阻挡拓荒者们的脚步，反而使他们更加用“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溯本求源。通过大量考证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本相声史专著《相声溯源》问世，著者侯宝林、薛宝琨、汪景寿、李万鹏等人，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第一次把相声的源头追溯到先秦的古优和魏晋笑话，发展至唐代产生了参军戏以及杂剧院本爨弄，一庄一谐、咸淡见义和对话表演，都类似今天相声捧逗和包袱的喜剧模式。这一发现及论述，为近世相声发掘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喜剧传统。薛师宝琨在相声史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侯宝林大师所说的“相声有五千年的文化作为后盾”，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相声无史无论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大大提高了相声在我国民族艺术中的地位。

　　带着对先生学问的崇拜之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幸成为薛师的弟子，走上研究相声和曲艺理论的道路。对于当时社会上对传统艺术特别是民间艺术持“不登大雅之堂”的偏见，他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只有对艺术的低级态度，没有低级的艺术样式。”此言十分精辟，发人深省，可谓振聋发聩，给那些自以为“高雅”而贬低其他艺术门类的人以有力一击。

　　薛师宝琨对相声艺术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对相声的研究是迄今最全面最深刻最具喜剧理论高度的。涉及相声史论、相声与时代、相声与传统、相声美学、相声语言等方方面面，其深度广度无人企及。无论是从古优语到笑话书，从参军戏到打猛诨的古老形态，还是从隔壁戏、八角鼓到明春画锅的近代相声起源，他的研究都是史料丰富而可信的。他的研究是在宽阔的文化视野中进行的，不仅研究相声，也研究包括独角戏、谐剧、二人转说口等其他谐谑曲艺形式。“软幽默”一词为薛师宝琨独创，他的《中国人的软幽默》虽字数不多，以独特的文化层面来剖析中国人的喜剧精神，堪称空谷足音。他从更广的喜剧欣赏的角度论述了人们对喜剧艺术的欣赏心理，主要从超脱感、优越感、轻松感这三种心理把握喜剧欣赏的规律，其观点对创作和表演都不无裨益。

　　《侯宝林评传》是薛师宝琨相声理论的扛鼎之作。它并不是一般的传记著作，而是从侯宝林的内心世界寻求相声大师成功的艺术经验，再以这些一点一滴的艺术经验为金钥匙，开启相声艺术奥秘之门。他对相声的核心特点“包袱”进行研究，总结出抖出响“包袱”的辩证关系：现象和本质，夸张和真实，俗趣和雅趣，戏谑和不虐，细腻和深刻，疏略和绵密，稚拙和智巧，默契和期待等，堪称“相声包袱教科书”。基于以上的美学标准，他推崇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和马三立是上世纪早期和中期形成风格流派的大师级艺术家，他对他们的相声艺术都作出了既中肯又准确的评价，尤赞赏马三立大师和侯宝林大师，此双峰可谓是“亲其情而异其路，近其神而别其形”“是各有自己撒手锏各占一个层面的朋友”。认为“侯派”“马派”各具特点，各美其美。他提倡相声的多样化，他不仅肯定传统相声，也大力褒扬新人新作，既肯定讽刺型作品，也肯定歌颂型、幽默型和娱乐型作品。

　　近年来，薛师宝琨以一个学者的胆识提出对相声的批评。在他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声的社会责任感大大淡化了，相声的窘况在于“对于生活的日趋疏远以及对于讽刺的日趋回避”。流于技艺的把玩而缺少内涵，他把这种原因归结为对文学性的忽视。“由于并不能提出或回答时代关切的问题，由于并不自觉坚持相声是文学、而文学是‘人学’的主旨，于是类似50年代‘马大哈’70年代‘假大空’那样的形象便不复出现，应该说这是相声现实主义传统的削弱”。他发出的呼吁是万分关切和痛其不醒的，良药必苦口，他希望文艺界重视理论的声音，任何轻视批评的态度，都是不利于和阻碍艺术发展的。他为“病了”的当代相声开出的药方是，要坚持艺术的传统。好的相声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要真实，因为真实是生命，首先必得感情真实，再有对象必须真实，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而不必是事实的堆砌，要有艺术典型性的夸张，甚至是离生活原型越远越好，这样才能避免观众按平常生活视角对号入座。第二方面是要注重“善意的动机”，“是说相声只是规劝而不是指责，旨在洗涤人的灵魂而不是追究人的责任，只为善意的引导而绝无恶意的威胁和恐吓”。那些骂相声绝不是相声。三是提倡智巧性手段。这需要精心地组织包袱，提高语言技巧。

　　也许正因为相声的难度，这些年有些演员企图通过“小品化”来代替，对此，薛师宝琨一针见血地指出：“将相声‘戏剧化’或‘小品化’绝不是相声发展的方向。就包袱的喜剧趣味而言，它在审美情态上要比依靠情节的喜剧更高。情节喜剧因为角色化的人物表演往往容易落入滑稽丑角的俗套，而相声包袱多由演员本人在叙述评论过程产生，‘丑’是主体包裹和制约着的可以达到幽默的情境。”也就是说，相声的非角色化决定了它的喜剧面貌和语言幽默的个性化，是任何其他喜剧形式所不能代替的。　薛师宝琨说：“笑，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弥足珍贵的无价之宝，它不仅给我们快乐，还同时赋予我们理性，他的最高价值就是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认识自我。”正如他所说，笑是智者，是喜剧中永远的正面人物。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笑，留给我们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对弘扬传统艺术和推动相声事业发展的功德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