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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问道向何人 ——忆恩师薛宝琨先生
来源: 天津日报3月11日12版发稿时间:2016-03-13 14:56

  刘镪

  我最敬爱的导师薛宝琨先生走了。去年中秋我去拜望先生,问及先生的身体情况,先生说:“不好啊。”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听先生如此说。丙申春节前本欲探望先生,两次打电话联系,那边传来的均不是先生那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这也是多年来的唯一一次。当时是先生的公子晓东先生和保姆接的电话,称先生患病,正在康复中,先生的身体状况暂时不宜见客。不料先生的病情发展如此之快,去年中秋的会面竟成了与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知晓先生的大名,因为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个相声专栏,为播出的相声配有一段评论,评论的作者就是先生。没想到若干年后得以亲炙先生,何其幸哉!我于1993年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学习中国画始受业于先生,师生情缘长达23年。当时先生任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主讲“艺术概论”课程。听先生讲课会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洗礼和享受。先生于课上或燃香烟一支,踱步于讲台前,无需讲稿,娓娓循循,却每每引发听者强烈共鸣,我被先生深深地吸引,在学业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待结课考试后,先生逢人便说我答的卷子可称“范卷”,对后学的嘉许溢于言表,由此我也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1995年,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与哲学系联合招收第一届美学硕士研究生,我得到先生力荐而考取,成为先生的最后一届研究生,可谓是关门弟子。研究生在学期间,我的第一篇文艺短评《“刘奎龄热”的冷思考》就是经先生推荐,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满庭芳”上的。数年后,先生又推荐我考取了范曾先生的博士生。可以说,在大学教育的几个阶段,我都有幸得到先生的悉心指教和大力提携。我与先生脾气禀性多有仿佛,交契殊深,先生常说有其师必有其徒,“这孩子像我”。在我遇到人生中的困难和困惑时,先生曾以“硬得起头皮,耐得住寂寞”给予鞭策。在做学问上,先生要我“立主脑,剪头绪”,不绝如缕,可以先研究一两位艺术大家才可触类旁通,渐成框架体系而丰富之。先生也常常与我说起他的种种人生经历和感悟,特别是在先生的晚年,先生的子女都在海外,我陪伴先生的时间更多一些,每次到先生府上,先生都非常高兴,能聊上很长时间,话题也很广泛。

  作为学者的先生,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理论遗产。学界一致认为先生的辞世是中国曲艺界、曲艺理论界的重大损失,天津成为中国曲艺理论研究的重镇,先生功不可没。在先生的晚年,我感到先生的杰出学术成就应该得到总结,但恐自己学力不足,未敢冒昧与先生提及此事,而如今要做此事已不能向先生当面请教和求证了。先生于1972年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后应范曾先生之邀转入东方艺术系),其意义和影响并不亚于侯宝林大师在北大、南大的几次讲学。作为曲艺理论的拓荒者,先生认为艺术没有高级低级之分,径自以曲艺为主要研究方向,撰有《中国的相声》《中国的曲艺》《笑的艺术》《中国的软幽默》《侯宝林评传》《薛宝琨曲艺文选》等专著,主编有《相声大辞典》,与侯宝林等人合编有《曲艺概论》《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还写有大量的短篇佳作,始终站在文化的、美学的、历史的高度,审视、把握、总结曲艺的文化特质、审美特征和规律,开掘曲艺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又能给艺术实践以切实有效的启发和引领,真正使曲艺理论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具体言之,先生的学术路径是独特的,其自北大中文系毕业学有根基,在研究过程中回溯历史源头和脉络,细致观察、广泛联系市民阶层的世相百态,在文化、审美层面抵近人性、人情、人心,不只是艺术家的经验之谈,民俗现象、民间谣谚、方言俚语、街谈巷议皆可入题入话,且有深入的阐发;先生的学术品格是独立的,先生是无视某些严重偏见和冷漠歧视,最早以曲艺为研究方向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学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讳言自己鲜明的判断和观点,这在文艺批评中赞美多于批评,艺术研讨会往往更像是艺术“研好会”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先生的学术语言是独到的,呈现“高僧只说家常话”般的平易、亲切、清新,流动着思辨意味,极富感发性和感染力。

  先生文思敏捷,尤其善为短文,文题多是信手拈来,百字、千字篇幅的文章一挥而就,不再删改。据先生的女公子晓欢女士回忆,先生常常是边做饭边构思,饭成后即可下笔成文。先生于文中阐发艺理,剖析世态,或发人深省,或令人解颐,语言轻快、畅达、俏皮,感性与理性交融,极具说服力,既不失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这样的文章广受读者欢迎,于是多家媒体约请先生长期开设专栏,已发表者多达数百篇,先生逝后仍有其短文陆续见诸报端。先生曾开玩笑说,写这些文章所得的稿费足够买烟的开销了。

  先生曾强调研究者要与作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家保持客观的距离,但也有例外——先生与侯宝林,马三立和马志明父子过从甚密,这是由于先生与他们的性情、品格乃至处世态度相近,与他们的心灵息息相通相契。侯宝林曾说他与先生都是非常自负之人,因为他们的嘴两侧都有深长的褶痕。这里说的自负实际上指的是两人身上都具有的高洁风骨。马氏父子为人低调、内敛、知足,这又与先生何其相似乃尔!先生的一生不曾因人随世而俯仰,尤不失文人气节与风骨,为人善良、宽厚、随和、低调、豁达,和光同尘,远避喧嚣。先生不止一次说过,像平头百姓那样生活在寻常里巷最舒坦,一席盛宴不如家里的一碗热面汤吃着舒服,理想的生存状态就是一个人在角落里呆着。所以,虽然先生在学界、艺术界享有盛名,但不曾为名所累。及至晚年,先生常说没有任何欲望、奢望,很少参加活动和应酬,一切都归于平淡了。盛名在身而复归于朴、复归于寂。先生前一两年曾撰一联:“染色可入世,留白以自洁”,且在病重期间多次提及。实际上,先生晚年还曾撰有一联:“老屋三楹,行立坐言皆我;闲人一个,晦明风雨由他。”先生80岁时写过一篇文章《抗上惧内怯阵省身》,在结尾中说:“如今,我年届八十,一切都如过眼烟云。我唯一的乐趣就是回忆并享受以往,自嘲以解颐,自省以安身,自察以炼性。是的,我没有白来一世,敢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于人’自诩,不知是否可以?”这篇文章与上述两联,正是先生一生心路历程的夫子自道。

  先生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更是我精神上的导师。我在研究生毕业后,虽可随时向先生请益,但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在课堂上再接謦欬,先生闻此笑答:“下辈子见了。”先生辞世令我心绪翻涌,悲情久久难平,略述领受先生教诲之点滴,并拟挽联、挽诗以寄哀思。

  联曰:憾弥学林,传世遗文成绝响;我失夫子,于今问道向何人!

  诗曰:丙申初度上元时,沽水低回黯自伤。无意清名留史册,何妨市井悟行藏。师恩雨润春还在,大德山高水亦长。一瓣心香随远道,追陪夫子尽杯觞。

编辑:聂际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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