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建珊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对科学技术进行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反思的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新兴学科。南开大学是科技哲学学科建设起步较早、影响较大的高校之一。作为学科创始者和学术带头人，刘珺珺先生不仅以其个人的学术成就在全国科技哲学界享有盛望，而且通过培养和引进人才形成了一个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学术群体，使我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全国科技哲学的教研重镇。
刘珺珺先生1953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到南开工作后先后在马列教研室、哲学系、社会学系任教。刘先生在哲学系工作期间（1960-1985），为我系科技哲学学科的开创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之初，她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范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孙小礼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黄顺基先生、东北大学陈昌曙先生等著名学者一起，积极参与我国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事业的恢复重建工作。她与王玉兰老师合著的《自然辩证法问与答》（1980），成为当时许多人学习科技哲学的重要书目。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不久的1979年，刘先生就在系主任温公颐先生的支持下，率先招收科技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和高文武（现武汉海军工程大学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少将、武汉大学哲学系兼职博导）、刘仲林（现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科技哲学教学部主任）有幸成为她的开门弟子。我们也是哲学系首届研究生。刘先生后来又在哲学系招收了孟建伟、牛叔成、宋怀时、倪压西、刘建宏、朱静生、张平、薛在君等多名硕士研究生。同时为了学科发展，刘先生积极引进人才，1979-80年期间先后调入了李祖扬、柯礼文、张俊心等老师，组建了全国高校最早的自然辩证法（后更名为科技哲学）教研室。该教研室编制最多时有8名教师。
刘先生带研究生以及培养青年教师有两大特色，一是注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外语的学习和使用。她在我读研不久就要求我们研究生翻译英国、美国和苏联百科全书的相关条目，并经她亲自校对和推荐，先后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与哲学》期刊上。二是注重哲学基本功的训练。记得我刚毕业留教研室工作，她就指导青年教师研究经典作家的自然观、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社会观等思想，并把我们的研究心得推荐给学术期刊发表。
搞学科建设，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指导。刘先生经常教导青年教师，做学问一是要专，二是要博。所谓“专”，就是尽早进入学术前沿。刘先生告诫我们，“要直接面向大师”。她身体力行，把出国访问带回的最新学术专著翻译出版。刘先生从80年代初开始，先后翻译出版了科学史奠基人乔治·萨顿的《科学的生命》、R.J.弗伯斯的《科学技术史》、亨利·莱斯特的《化学的历史背景》、厄恩斯特·迈尔的《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多样性，进化与遗传》等译著，不仅对80年代全国刚刚起步的科学史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至今仍然是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经典。其中有些译著（如萨顿的《科学的生命》）还一版再版，表明了刘先生超前的学术眼光。在刘先生影响下，我和王玉兰、李祖扬老师共同翻译出版了苏联科学院“科学家传记丛书”之一《波尔传》。
所谓“博”，就是要做好知识储备和更新。刘先生在很多场合都强调，科技哲学涉及的知识面非常之广泛，包括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文、史、哲……等等领域。所以，科技哲学工作者应当和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结成联盟。记得1980年，刘先生邀请一批有一定哲学素养的南开理科教师，给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作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及其哲学问题的讲座。1979-1980年，还先后请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来南开哲学系作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生态哲学方面的专题报告，开拓了师生的眼界。作为刘先生的学生，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曾与我校环境科学学院朱坦教授、历史学院刘洪涛教授、陈志强教授等长期合作，先后出版了《世界科技文化史》、《环境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和《欧洲科技文化史论》等著作；还与数学学院顾沛教授、社会学系赵万里教授、以及哲学系阎孟伟教授等进行教学改革研究，获得教育部2009年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刘先生非常重视本科生的素质教育，亲自在全校范围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侧重科学思想史内容）。担任教授以后，尽管带硕士、博士研究生任务很重，她仍然抽时间给本科生讲课，为教授积极上本科讲台树立了榜样。在刘先生影响下，我从1990年就开设本科生“科学思想史”课程，从2000年为本科生开设“世界科技文化史”课程，我主持编写的教材《世界科技文化史》获得教育部2002年优秀教材奖。我主持的课程“世界科技文化史”作为全校文科素质教育必修课程，2007年成为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南开大学“科学素质教育系列公共课教学团队”的核心课程，2009年被评为天津市精品课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刘先生因工作需要，到社会学系工作，并担任系主任。此后先后完成了《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和《知识与社会行动的结构：知识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等著作。同时又翻译出版了约翰·齐曼的《元科学导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黛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华夏出版社1988），以及沙伦·特拉维克的《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等名著。退休之后，又重新翻译了萨顿的名著《科学的生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等译著。刘先生的很多译著和专著都因为绝版、但学术界需求量大，而一版再版。即使在全国出版界，此种情形也并不多见。在这个时期，刘先生发表的很多学术论文，如《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域》、《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和现状》、《科学的社会影响》、《科学社会史_科学史研究的渐强音》、《科学社会学的兴起》、《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域》都很具有开拓性和前沿性，并且被学术界持久引用。
刘先生的科技哲学教研活动始于哲学系，但持续到社会学系。她不仅坚持在社会学系为本科生开设自然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系列课程，而且一直将科学社会学作为研究生培养的方向之一。在她的博士生中，许多人具有科技哲学的学术背景，并且选择科技哲学领域的论题做博士研究。自然辩证法、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技人类学，这些只是刘先生不同阶段的教研重点，但都属于科技哲学这个学科整体。即使现在说起来，她在全国的影响仍然主要是在科技哲学领域。也正因如此，刘先生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哲学学科建设和我本人的学术进步。记得在80年代中期，为使研究生教育更加正规化，哲学系在研究生院统一安排下，邀请人民大学黄顺基、天津大学季子林等国内专家组成我校科技哲学硕士点的评审委员会，刘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进行了非常出色的答辩，使得哲学系科技哲学硕士点被顺利批准。
刘先生教书育人半个多世纪，培养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人类学等方向的大量人才。她冰清玉洁的学者品格、严谨规范的治学精神声名远播，不仅在南开园而且在全国学界均有重大影响。我本人1981年底留校任教后，刘先生曾语重心长地说，“搞哲学研究，要有一辈子甘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可以丝毫不过分地说，实际上刘先生自己就是“一辈子甘坐冷板凳”的榜样！在刘先生的鞭策和鼓励下，为了把她开创的科技哲学学科建设好，30年来我从未见异思迁，始终在科技哲学领域耕耘。在各位老前辈扶助下，终于成为科技哲学专业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并且，在与钱捷（西方哲学教授）、任晓明（逻辑学教授）、赵万里（科技哲学兼职教授）、王左立（逻辑学教授）、李娜（逻辑学教授）、李淑华（伦理学教授）以及年轻博士们的愉快合作和共同努力下，使科技哲学学科在南开得以薪火传承与发展。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温公颐、刘珺珺、陈晏清、方克立、冒从虎、车铭洲、崔清田诸先生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开创性的卓越贡献，奠定了南开哲学发展的基础。今天，在哲学系重建50年之际，回想起这一切，我们倍感自豪。这些老先生的学术足迹及其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哲学院的后来人不断奋进，以再创辉煌！
今年是哲学院重建50周年，同时是社会学系建系30周年，适逢刘先生80寿辰。借此机会，让我们祝愿为哲学系重建和复兴,以及社会学系创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敬爱的刘珺珺教授健康长寿！
（作者为哲学系退休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