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
有历史意义的记忆，总是植根于人的头脑中，永不消失。1951年，我们那届高校毕业生的毕业教育，难以遗忘。
那一年，京津国立高校毕业生集中到北京学习。南开当时有文、理、工、财经4个学院，共有毕业生210人。因为我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校学生会副主席，并代表学生参加校务委员会，市军管会文教部学校党委和学校党政领导决定由我领队。我们乘火车赴北京，被安排住在沙滩北京大学红楼一楼的教室中，打了些地铺，安顿下来。
学习开始后，始知这次集中是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负责具体工作。请来作报告的是德高望重的朱德、薄一波、郭沫若、彭真、钱俊瑞。从这一计划和安排，我们领悟到国家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期待和愿望。
听取报告的场所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露天礼堂，讨论则回到住地，来回均是整队徒步而行。
聆听报告是一种享受。每位主讲者醇实地叙说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世界观，以及追求真理、参加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心路历程，使我们领悟于心，沉浸于思考之中。我们这届毕业生正当新旧社会交替之时，大学期间于旧中国学习两年，新中国成立又学习两年，目睹了社会之大变，思想与行动如何与时俱进，是面临的新问题。愿望与理想能否实现，是每个人思考的大事。国家领导人给我们注入了新的观念和血液，开阔了眼界，领悟到考虑问题应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必须自觉地服从分配，服务于社会，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
我们展开了认真的学习讨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思想心愿和政府的期望相对照，讨论热烈。此外还举行了一次大会思想交流。南开选出一位财经学院的女同学，开始她讲一定服从分配，态度很坚决，后来又讲了一些想不通的话。会后周总理提出了批评，怎么让这样的人来讲。我深感不安，这是自己工作不细致、不扎实造成的不良效果。我从这件事中得到了教训。
服从分配是对每个人的考验。与我相处很好的几位同学，有的已分配到外交部，有的去新华社当记者。我很羡慕那样的工作。还有，我那年年初和王黎结婚，婚后第二天，铁道部团工委主任陆平找她谈话，要她去哈尔滨东北铁路团委工作，不出一周，她就出发了。东铁团委书记陈敬谦写信给她的好友钱俊瑞，希望调我去东北，不久便收到了钱的亲笔信：今年南开大学的党员一位都不能动。估计已征求了南开的意见。当时任南开历史系主任的吴廷璆已让我留校了，只是我自己尚不知。
学习结束时，周总理领我们参观了中南海怀仁堂，还讲了怀仁堂的历史，说中央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我幸福地和总理零距离接触，真是幸运极了。
如此珍贵的机遇不可再现，像这样的毕业教育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当年那些同学应和我一样，会不时忆起那无法再现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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