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以后，1918年当选天津青年会董事会董事长，1920年4月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主席。可以说，张伯苓提出的“以德育为万事之本”、“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等思想，都能看到基督教青年会对他的影响。而张伯苓与格林、饶伯森的深入交往，并在日后与他们共同发起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使西方体育理念在中国广泛推行，更能看出基督教青年会对近代中国体育的助推作用。

　　张伯苓与格林、饶伯森良好的私人关系后来继续保持。1908年，格林调任北京青年会总干事。1911年，他曾帮助南开中学成立了青年乐群会。1917年，在格林的帮助下，张伯苓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借助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和格林的介绍、帮助，张伯苓以后多次赴美进修，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同时多次赴美各地开展募捐活动，支撑了南开系列学校的私立办学事业。饶伯森后来经常到中国各地巡回讲演，所到之处引起轰动。

　　通过与基督教青年会外籍人士的接触，包括到欧美国家的考察，张伯苓广泛吸纳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使他的思想境界有了新的升华。他大胆摒弃旧观念，热心开放交流，学习新式体育学说，引进西方先进体育理念。多次考察过西方学校体育后，他认为：“中国健身体育虽然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坚持实行者，不过深山僧道、陋巷义侠而已，推教不广，亦乏科学方法。而长期以来形成的自我封闭心理，则与他国绝不相侔。他人法之善者，亦不肯学。”

　　张伯苓考察日本、菲律宾的体育后，感慨颇多，把中、日、菲三国的体育比喻成穿衣。他说，菲律宾学习西班牙、美国体育方法，“他人之衣裳彼即著之，故亦锦烂可观”，“日本则他人有衣而彼借之，故亦华丽可睹”。唯独中国，体育落后又不思学他人长处，结果“自己之衣既不合时，且不合体”。他强调，如欲发展中国体育，绝不能走自我封闭的老路，而应开辟输入西方新式体育的新路，“即在为中国换衣，如弃之可惜，留着不宜，顾忌徘徊，则靡有收效之时”。

　　1917年，张伯苓考察日本学校体育归来，立即发布公告，允许学生夏季穿短裤参加体育活动。这一思想解放之举，既为学生解除了躯体上的束缚，也去掉了学生精神上的枷锁，促进了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让各项竞技体育的成绩提高了一大块。此举很快影响到其他学校，迅速波及全国。后来，张伯苓在一次演讲时感慨地说：“余于此二十余年内，前后赴日凡十三次，每次无不惊讶其进步之速，如一部大机器，昼夜转运不息，且牵引各种机器一齐动作，以致全国无旷土无游民。吾国所缺少者，只此一部机器，所以全国陷于停顿。”

　　题图为严修与张伯苓

　　（本书原为30万字，由周鸿飞缩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韦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