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伯苓的眼里，这两个兵真有天地的分别，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站在刘公岛的海岸，眼望苍茫的大海，耳听着海浪拍岸，心潮澎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苦苦思索并寻求的海军救国之路却救不了中国！看来，国家的强弱固然与国防武备有重要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体魄健康状况，在现代世界中欲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因为无船实习和操练，张伯苓与他的同学们不得不回家待命。
就在张伯苓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愤懑的时候，在遥远的欧洲，也有一位爱国志士在为他的祖国的命运而忧心忡忡。他叫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1863年1月1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顾拜旦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少年时代就对体育有了广泛的兴趣，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对文史课程有浓厚的兴趣，并饶有兴味地涉猎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中学毕业后，他先入军事学院就读，继而攻读教育，后又赴英国留学。那时，他对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
在古希腊文化熏陶和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下，顾拜旦萌发了改革法国教育制度和倡导体育运动的思想。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听从父母的规劝，选择了从事教育和体育的道路。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教育制度的改革》、《运动的指导原理》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不少改革教育和发展体育的建议，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1888年，他就任法国学校体育训练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翌年，他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
1890年，顾拜旦生平第一次访问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产生了举办由各国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想以此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精心筹备，1894年6月在巴黎胜利召开了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来自15个欧美国家的79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一致通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为了筹办现代奥运会，还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腊著名诗人维凯拉斯被选为第一任主席，顾拜旦当选为秘书长。
张伯苓比顾拜旦晚出生十三年，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1894年，当顾拜旦在巴黎致力于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时候，张伯苓在威海卫正经历着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他们虽然由于地域的阻隔而无缘谋面，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将教育与体育结合起来，改变与提高国民素质，建立一个团结、友谊、美好的新世界等理念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激情与追求。果然，在顾拜旦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几年之后，张伯苓开始了教育与体育的艰难跋涉。
1895年春天，张伯苓重返威海卫，进入通济号实习舰做见习军官。其间，他遭遇了终生难忘的国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已由日军占领的中国威海卫军港交还中国，然后转租于英国，张伯苓随舰奉命前去办理交接。
题图为顾拜旦像
（本书原为30万字，由周鸿飞缩编。）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
孙海麟 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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