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水师学堂求学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张伯苓

    文/周利成

　　张伯苓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创始人，是多届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会长、总裁判，是多届远东运动会中国运动队的总领队。毫无疑问，他是近代中国体育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建国前，中国曾参加过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四届3届奥运会，张伯苓却一次也没有参加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疑问。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图书、报刊资料，得到了初步的答案。

　　1932年7月，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因“经费紧张”，南京政府一再宣称不派代表参加。日本则认为有机可乘，加紧策划“新国家”（即伪“满洲国”）派选手参加，激起全中国人民的一片反对之声。张伯苓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抵制“满洲国”参加奥运会，主张中国应针锋相对地派选手参加奥运会。7月1日，一向热心体育、关注刘长春的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在出席毕业生典礼大会时宣布：“捐赠8000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随后，张学良分别致函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张伯苓、王正廷，并请张伯苓尽快与国际奥委会取得联系。张伯苓遂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于希渭报名。虽然当时已过了报名时间，但在张伯苓的多方努力下，奥委会还是很快复电同意了。当时身在大连的于希渭，因始终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甚至被公开拦阻，而未能成行。于是，7月8日上午10时，乘美国“威尔逊号”邮轮从上海出发，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就只有刘长春和宋君复两人了。

　　张伯苓虽然在事件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没有经费的保证，他也只能错过这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了。

　　1936年8月，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召开，这一次中国很早就决定参加了，并且很早就开始了运动员的选拔工作。从3月到6月，张伯苓就一直忙着与国际奥委会联系、洽商有关参赛事宜，忙着在全国各地组织各种各样的选拔比赛活动，尤其是与董守义一起选拔参加奥运会的篮球运动员。作为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最高领导人，张伯苓自然被列入了赴德名单。

　　但事实上，他却并没有去。1936年4月24日，张伯苓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原因。原本中国代表团曾公推他领队赴德，但因当时他已在四川重庆沙坪坝磁器口选址，兴建重庆南渝中学，8月底第一期工程完竣。届时，他将出席9月10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仪式。因这一时间恰与奥运会日程发生冲突，所以，他不得不放弃这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了。

　　可以说，这一次是张伯苓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时机，但在日本侵略华北，危机迫在眉睫，体育与教育发生冲突时，作为一个爱国教育家，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就这样，他第二次错过了参加奥运会的良机。

　　1948年7月29日第十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之日，正值中国国内形势剧烈动荡、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之时，但为了掩盖行将土崩瓦解的现实，国民党政府还是草草地拼凑了一个代表团赶赴伦敦。同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实际上就成了赴英运动员的选拔赛。为此，张伯苓在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后，马不停蹄地又赶到上海主持这届赛会。会后，张伯苓用四种精神、八个字评价了这届运动会：练身、合作、竞争、守法。

　　就是在赛会刚刚结束、体协正在确定赴英名单之时，南开学校却接连发生了几起有关学校风纪问题的事件，学校开除了两名学生，部分学生以罢课抗议学校的决定，引起全国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张伯苓立刻通知校方和学生：一切等我回来再做处置。5月13日，张伯苓返津后妥善地处理“学校家务”。

　　5月23日，南开校友会为张伯苓补祝了73岁寿辰，中午在食堂与300余名校友同堂用餐，张伯苓发表了长篇感言。此后，张伯苓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极不情愿地出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一职。7月返津时，经过再三考虑，他做出了一生最为艰难的一个决定：辞去南开大学校长的职务。8月中旬，在南开大学的公能学会上，张伯苓宣布了这一决定，同时宣布拟请该校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出任校长。

　　由张伯苓从4月到10月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张伯苓曾经参与了第十四届奥运会中国参赛运动员的选拔工作，但就在伦敦奥运会召开之时，张伯苓却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将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心血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他一生的追求，可以想见，他离开南开学校、辞去校长一职时是多么的痛苦！他要考虑合适的继任人选，要把自己未完成的事业交给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的人，他要少一些遗憾地离开。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他没有办法分身参加这届奥运会，这恐怕就是他第三次与奥运会擦肩而过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