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下讲台,百岁教授的生活依旧充实快乐
本报记者 孙惠英
-采访手记: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位百岁老人像他那么睿智、豁达，机敏、活泼，健康、快乐。
就在我见到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先生的那一瞬间，这一系列的感觉让我很是惊叹。
为了了解南开经研所建所80周年的历史和它的创始人何廉先生的情况，我在寻找南大里最年长的经济学教授杨敬年。在老同学的帮助下，我拿到了杨教授家的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后，一个很洪亮的男声应答，我真不敢相信这会是一位百岁老人的声音！我特意提高了嗓门介绍自己，刚说了几句，我就知道我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对方不仅能听得很清楚,回答得也很简洁，还毫不犹豫、脱口而出地告诉了我他的家庭住址。就这么简单，我们约定了采访时间，同时也有一种好奇让我期待。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3点钟我准时按响了杨教授家的门铃，为我开门的竟是杨教授本人。他个子不高，但挺直的腰板、红润的脸色和慈祥的笑容让他那学者的气质中又多了一分质朴、和善与亲切。
他热情地把我让到客厅里坐下。无意中，我看到茶几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装帧精美的像册，杨教授告诉我：“这是学生们为了庆贺我百岁生日特意为我定制的纪念册，把我这一生许多有纪念意义的照片都收在里面了，应该说这几乎是一本我人生的纪念册。”
翻开纪念册，那一张张的照片、一个个的场景，犹如一个个的生活片段，记载着这位百岁学者一世纪走过的历程。
一百年的历史，对一个人来说，它是那么的漫长，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既会有荆棘坎坷，也会有波浪起伏，而在经历过这些之后，仍能回首往昔谈笑风生的人，应该是智者、勇者和强者。
照片一张张地掀过，仿佛也勾起了杨教授一个世纪的回忆。
1908年，杨敬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随外祖父读书，四书五经他能背诵自如，聪明好学也是人人夸赞，这些都增加了他的自信心，并渐渐生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14岁时，叔祖父借钱送他去了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希望他小学毕业后可以回乡当个小学老师。没想到，这个怀揣远大志向的少年，读完了小学又上中学，然后又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深造，后来为了考取留学他又成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最后竟成为中国第八届庚款留英公费生，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
这段求学路，杨敬年走了近40年，也经历了人生3次重大选择。
1927年，正当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步兵科学习并准备加入共青团参加革命时， “马日事变”发生了，杨敬年愤而离开学校。1936年，杨敬年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他没有去做国民党的县官，却考进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没想到，一年后“七七事变”发生，学校被日军炸毁，他只好跟随老师何廉、方显廷等先后在贵阳、重庆等地工作。1948年牛津毕业时，杨敬年放弃了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工作，经香港回到南开大学，迎接天津解放。
而此后的30年，杨敬年愿意用汉代刘桢的一首词来形容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1957年，因为历史问题，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3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改造。在这3年中，杨敬年既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还得同时忍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而经济系资料室却成了他避风的港湾和精神生活的乐园。就在别人忙着搞运动时，他却能在这里埋头做学问，并凭借其坚实的英文、俄文基础和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翻译了《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等几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并以笔名，或以组织名义出版。
1979年，杨敬年在自己70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我更愿意用“灿烂辉煌”来形容杨老的这段生活。
杨老说：“一段错案经历二十多年，终于能在我有生之年得到改正，不能不说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这让我想起一首小诗：十年如逝水，半百转蹉跎。顽体欣犹健，雄心信末磨。丹诚贯日月，浩气凛山河。大地寒凝肃，春华发更多。”
他率行开设发展经济学课、带研究生、讲授经济专业英语。1995年至1996年，他撰写了20多万字的《人性谈》，在他79岁的年纪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0岁时翻译出版了《国富论》，98岁的时候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录制，谈《国富论》、谈工业革命，2007年，他还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期颐述怀》一书……就是现在他依旧坚持每天凌晨读书学习，还用电脑上网、收发电子邮件与海外学生沟通交流，甚至还打算学习五笔输入法，想更快速地在电脑上书写。
如果你想跟他聊聊他的工作和养生秘笈，他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然后对你说：“我愿意传授人们健康之道，但我自己从来不看‘夕阳红’‘老年生活’节目，因为我还不老，我的心理年龄也就三四十岁，还正年轻呢！”
这就是一位走过一个世纪的百岁学者的年轻心态。
记者：我很欣赏您在这个年纪既有这么健康的体魄，又有这么阳光的心态，特别是在了解了您所经历的事情之后，我真想知道您是靠什么力量挺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杨敬年：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我想历史问题是既成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问题是你怎么看，你说我的历史有问题，我看我的历史没问题。你想，我家里穷，读书时读的都是公费生，是劳动人民培养了我，抗战时期我工作也是在国共合作时期。
可1958年我被法院判处管制3年的刑事处分时，我真觉得是晴天霹雳，让我不知所措。当时使我心理恢复平衡的，有三个法宝，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的。一是不着急，“既来之，则安之，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我就想，这3年管制，就当是害了一场大慢性病，既来之，则安之，急也没什么用。二是他老人家说的“变坏事为好事”。我要把强迫我去做的事情，如学习、劳动，变成我自己主动要求去做的事情，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三条还是他老人家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深信我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但我还是抱着小心翼翼谨慎的态度。
那时我还看到一张苏联名画：大海之滨有一座巨大的岩石，上面是阴暗的天空，下面是汹涌的海潮，而岩石在其中岿然不动。我想，我就是这座岩石，我要做这座岩石。在那之后，我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道理，冯友兰说得很透彻，是：“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只用力作其所欲作之事，此之谓以力胜命。如此则不因将来成功之不能定而忧疑，亦不因过去失败之不可变而悔尤，能如此则谓之知命。”所以是“乐天知命不忧。”
记者：那时您生活上也很困难吧？
杨敬年：我由原来的四级教授工资每月200多元，改拿每月60元生活费，一些亲戚朋友也都不敢跟我来往了。当时为了支持女儿和侄女上学，我不得不把自己收藏的一些中文书卖掉。当时，劝业场旁边有个天祥市场，楼上收购旧书。书店老板说：5毛钱一本，你的英文书我也全收。我哪里舍得，那都是我在英国省下生活费一本一本积攒起来、又不辞辛苦地带回来的。回国时，我把使用多年的打字机都卖了，也没舍得丢下这些书。我想打字机回国还可以买到，这些书在国内却再买不到了，就是生活再苦也不能把它们卖掉呀！
记者：有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杨敬年：我不后悔。有好多同学问过我，如果当年留在美国或者去了台湾，也许境况会大不相同，起码能少受几十年的罪。但我觉得，在国内我无论政治上有多大压力，我都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我总是把1948年我选择从英国回到天津、回到南开迎接解放归为我一生三大幸事之一，还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记者：除了事业上的磨难，在那一时期，生活中您也经历了不少打击吧？
杨敬年：是，先是我妻子1974年突发脑溢血，口眼歪斜、呕吐并发失语症，总医院的大夫说：准备后事吧。但我们没有放弃，在观察室里抢救了9天9夜，我也在那儿守了9天9夜，终于夺回了一条命，但她右半身瘫痪，不能动弹。除了家属和陆续地请保姆以外，我始终都守护在她身边，照顾她的生活。在我们的卧室里，有我的办公桌，她的床边搭着我的行军床，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都能在她身边。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俩都在楼上，我就坐在她身边，那时我心情很平静，我想，她已经不能动了，我们就是同归于尽，我也不能离开她。我们从1925年结婚，我几次离家外出学习，都是她照顾着孩子、支撑着这个家，就是以后我们住在南开园里，她还会常常夜半惊醒，说是梦见久久没有我的消息了。她就这样在床上躺了24年，直到1998年她92岁时去世。我总是回忆着我们刚结婚第二天，她为我补衣的情形，脑子里就不断重复着这样两句话：“空床卧听风和雨，谁复挑灯夜补衣？”73年我们相濡以沫，那份感情很难割舍。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对我打击更大，我儿子1976年得急病去世了。他是1974年才从河北回到天津照顾母亲的，两年后却突然得了尿毒症，去世的时候只有50岁。他在晨光中的遗容，至今还都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父亲，一个愧对儿子、抱恨终生的父亲。但是，这所有的磨难，我还是都闯过来、挺过来了。
记者：真不容易。可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您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都快80岁了还积极要求入党。
杨敬年：我是1984年申请要求入党的，1987年获得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后如期转正，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你想，我40岁得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79岁时成为共产党员，都花费了近4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我认为牛津博士只是求学的顶峰，共产党员才是做人的顶峰。正像我在入党志愿书里写的：我一生走过了曲折坎坷的道路，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和中外两种社会的生活和对比，我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我下决心要使自己从一个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夙愿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我渴望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为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余年。
记者：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记得您是1988年退休，那时已经80岁了，然后又接受返聘继续工作，上课、带研究生，如果按正常情况60岁退休来说，您大概比别人多工作了30年，没想过这30年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吗？
杨敬年：落实政策后，我终于可以一心一意做自己梦寐以求的科研工作了，我当时就立下一个心愿：“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30年我工作的成果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1994年，我完全离开了教学科研工作，可以潜心探索，把过去所学的东西串联起来，加以温习、整理，让它融会贯通了。我想，人性问题既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和我所研习的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都有直接的密切联系。于是我就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人性谈》一书。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经济学中就选了《国富论》，他们找到我，但又怕我年纪大了承担不了，可我觉得翻译这本书对传播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而我自己也还有余勇可贾，就毅然答应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每天早上从3点到7点，花4个小时译3000字，然后是锻炼、吃早餐、休息，之后再工作两小时校对。等这本书出版时一看居然有74万字。2001年首次发行，到2005年已经重印了8次，发行了5万册，成了畅销书。这让我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这老头还有用。我想没有什么比这礼物更让我满足，也更能激励我好好生活的了。
记者：您现在每天的作息时间还是老样子吗？
杨敬年：我还是坚持这几十年来的老习惯，每天凌晨3点多钟起床，自己洗漱、收拾床铺，然后坐下来读书、学习，再上网看看邮件，7点钟左右吃完早饭后再睡上一会儿，然后起来做一套我自己编的，从我60岁起就坚持做的健身操，再用按摩椅做几十分钟的腿部按摩。你知道这人老先老腿，经常走路活动、按摩能保持腿脚有力、灵活，才能什么事情都做到自理，身体才能保持健康。我的长寿秘诀就是：心态要平衡，头脑要常动，新东西要常学，身体要常锻炼。我觉得，人的年龄有三种：一是日历上的年龄，一是身体上的年龄，一是心理上的年龄，我觉得在心理年龄上我也就30岁，老年人的生活还和我无关呢。
记者：我们该怎么理解您的“心态要平衡”？
杨敬年：无论经历过什么，我这一生始终怀抱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态度，无怨无悔。也有人问过我，你在《学术生涯五十年》一文中说：“回首往事，深感欣慰”，你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在我看来，个人的沉浮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现在我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最幸福的人，我欣慰的是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亲眼目睹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更看到了我们的国力在各个方面一天一天地增强，人民生活一天一天地改善。能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那是多么幸福、多么幸运的事！
-杨敬年小传
杨敬年，1908出生于湖南，著名经济学家。
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1936年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45年作为第八届英国庚款留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至今。
著有发展经济学专著《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人性谈》《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翻译有《国富论》《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著作，最近又出版了自传式作品《期颐述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