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利成
1951年2月23日下午6时半，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天津大理道87号病逝，享年75岁。由于他在1948年曾短期担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解放后，天津市政府又没有对他的问题明确定性，他生前的朋友、学生怕背上嫌疑，都在观望着政府的态度，因而次日早上，只有二三十位亲属、旧友前来吊唁，而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办理葬仪。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来了。
24日，周总理与邓小平、聂荣臻等一起来津出席志愿军第20兵团入朝作战前召开的军事会议（史称“天津会议”），他一到天津就在黄敬市长的陪同下，来到张伯苓家吊唁，敬送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周总理向张伯苓遗体深深地三鞠躬，慰问了张伯苓的妻子，随后来到客厅。在谈到如何评价张伯苓时，他说，张伯苓是好、是坏，不应该笼统地说功大、过大，应该把他的历史分段加以正确的分析，张伯苓办教育，尤其是把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好的一面。张伯苓也有过错误，但他终于悔过，死在新中国的国土上，这一点是做对了。关于张伯苓办南开的事，也应该分段来看。办教育，是好事，张伯苓在“五四”运动以前介绍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也不错。那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介绍到中国来，因此我们不能责备他，而说他当时为什么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南开的团结精神也是好的，但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原则的团结……
当张伯苓的家属和学生请示，是否要召开追悼会，怎样开时，周总理说，追悼会当然可以开，但应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不要勉强学生们参加。他还当场指定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即黄钰生）执笔追悼会的悼词，并由黄钰生在会上宣读。周总理叮嘱黄钰生说，在悼词中一定要把张伯苓每一段的历史交待清楚，要说得客观、公平，否则学生们会不服气的。
周总理看了张伯苓的遗嘱。在一旁的张伯苓的儿子和黄钰生介绍说，张伯苓在临终前的言语中曾多次反省自己，懊悔自己过去错误的一段历史。周总理听了点点头说，这就很好，这一点意思可以由他的儿子和学生在追念张伯苓的历史材料中补写进去。
葬仪后，黄钰生在与市政府、市委统战部沟通后，即着手撰写悼词。悼词在市委统战部、黄敬市长看过后，转送了周总理。这篇洋洋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极具感染力，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还特别说道：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许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黄钰生谈到悼词内容时说，我想做到追悼会不仅是追念故人，而是要教育后人，说明新旧文化和观念的不同。黄钰生与南开大学校友会会长阎子亨等还草拟了一份追悼会筹备人选，其中包括市委统战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各一名党委领导人。原计划追悼会于4月15日召开，后因故提前到了4月8日，地点在南开女中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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