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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先生与1952年的北大史学系

来源: 2018年10月26日 今晚报 第16版     发稿时间: 2018-10-28 15:53

 
 
  郑克晟
 
  1946年秋后北大复原,史学系主任为姚从吾教授,教授有郑天挺、毛子水、向达。这四人中均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教授,姚、郑、毛为北大的老教授,向为1938年北大特聘教授。1946年,北大又聘杨人楩、邓嗣禹、杨联升(未到校)、余逊、邓广铭、张政烺、韩寿萱诸教授。

  杨人楩原在武汉大学。抗战中朱光潜在武大任教务长,此时他回北大任西语系主任,乃推荐杨来北大。

  余、邓、张原均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且有成绩,此时代理校长傅斯年聘他们来史学系任教。

  邓、杨、韩三位是胡适校长请来的。邓仅在北大任教一年就回美国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写过一篇《北大舌耕回忆录》,刊于199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郑天挺学记》中,对1946-1947这一年中在北大教书及生活的情况,叙述翔实、得体。

  当时姚从吾教辽、金、元史,郑天挺教明清史,毛子水教中国古籍选读,向达教中西交通史,杨人楩教西洋史,余逊教魏晋南北朝史,邓广铭教宋史,张政烺教先秦、秦汉史,韩寿萱教博物馆学,邓嗣禹教中国近代史,胡适也在史学系教历史研究法。1946年底,姚去河南大学任校长,史学系主任由郑天挺代。1948年底胡适及毛子水南去,史学系教授阵容仍壮大。

  1949年后,郑天挺仍任系主任,又增加了朱庆永教授(教授外国国别史),1950年又由中法大学归并来的商鸿逵(教中国通史)、戚佑烈(教世界史)及博物馆专业的胡先晋(教人类学)教授,以及年轻教师汪篯、杨翼骧、胡钟达等人。

  我是1951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史学系的学生一向生活散漫,不爱开会,不爱体育,甚至有些课都不愿去,我是城内沙滩北大的末班弟子,也深受其影响。

  我们一年级的功课有中国史(一),即先秦史,由张政烺师讲授。此外还有俄文、辩证法(由艾思奇讲授)、共产党宣言(范若愚讲授)。

  我非常喜欢听张先生讲课,他无讲稿,因而讲课有些零乱,而却按照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先秦史的诸多问题都能解释透彻,与后来至城外那种统一教材、统一观点,甚而教条式的述说是完全不同的。

  到了是年十月底,史学系三、四年级及一些老师(包括先父郑天挺及张政烺等人)都去江西泰和县参加土改,先父且担任土改第六团团长。于是张先生的先秦史,改由余逊师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余师为人谦逊,对同学极热情,毫无架子。他的课有详细的讲稿,笔体端正,讲课时慢而清楚,初学历史的人,特别喜欢上他的课,笔记也容易记。他的国学根底强,讲史学文选课,课文全能背诵,同学佩服至极。

  本来课讲到1952年一月中旬即应考试,但学校忽决定停止考试,改为“三反”运动的学习,而老师们则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检查思想,人人过关。

  我在“三反”运动中,因参加“打虎队”(当时指涉嫌贪污的人为“老虎”)的宣传工作,所以对系中老师的思想检查参加不多。只记得3月5日余逊师继许多教授之后也作了思想检查,同学几无意见可提,勉强说他自信心不强,理论学习不够,或过分谦逊而已。事实先生乃一谦谦君子,从不张扬。唯一不足的是,不太敢写文章。

  父亲是北大史学系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他第一次检查是在1952年的2月23日,次日提意见,领导认为群众未通过。第二次检查是在5月20多日,已经上课多日了。仍然是检查一个下午,次日提意见。当时师生提的意见火药味不浓。但临时领导系中“运动”的负责人,政治系赵某某,却说他是最最自私自利的人,他当时实在想不通,在本上写意见时手发抖,几乎写不出字来。他后来还多次提过这件事。

  1952年8月下旬,北大一部分老师去青岛休养,郑先生也去了,这实在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休息,一些清华历史系的教授如邵循证、丁则良等也去了。其间见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诸同仁,互相切磋教改的问题。郑先生回来说,这次旅行的特点是须自己扛行李。

  与此同时,我们一些同学则由学校组织去西北郊温泉的露营活动,为时一周。

  这些地方是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提议的。据说1936年假日,清华等校学生也是在这里野营进行锻炼。

  温泉地方地处香山西北,附近有一温泉中学,环境不错,周围极为清净。周围还有七王坟(光绪皇帝父亲之墓)、九王坟(光绪叔父之坟)、大觉寺等名胜。我们一次去九王坟,还碰到一次扫兴的事:当日给九王坟看坟的老者,已70岁左右,上台阶时,我们扶了他一下,不料即有居民说,他是地主,你们怎么还扶他,大家闻后都灰溜溜的。这次去的人还有同班同学郑笑梅、田珏、朱忠武、刘纯杰、付同钦和我。付同钦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大约9月初,父亲刚由青岛归来。某日,他三十年代中文系的学生徐嵩龄忽来找他,告他从教育部方面得到消息,将调他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作系主任。此事他事前一无所知。此前几个月,全校教师一直讨论院系调整问题,并人人表态:要服从组织分配。

  徐嵩龄原在岭南大学教学,此时正在北京待业。他告诉郑先生之意,在于他极想也来南开教书。他最后去了云南大学。

  郑先生对他去南开,情绪还算镇定,未在家人前发过牢骚,并无何怨言。只听他说过,他几次在会上表示过,不再作系主任。

  但他调津,对我们家庭影响却大。我母亲1937年即去世,父亲一直单身,他在西南联大8年就是这样过。因此他一去天津,这个家就全变了。当时我姐郑晏及我兄克昌都在北京工作,并都有子女,不可能动。我即将上城外北大继续学习;我弟克扬正上中学高三,亦不可能前往,因之父亲也必然和他在联大一样,仍然一人过孤单的生活。不过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

  不仅如此,他还与同他一起由清华调至南开的雷海宗先生,互相鼓励,决心把南开历史系办好。因为郑先生是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雷是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1952年9月下旬,北大史学系教师拍了一张纪念照,以为留念。

  照片中的前排坐者均为即将离开北大而调往其他单位者。从左至右:朱庆永教授(即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戚佑烈副教授(即调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不久又调哈尔滨师范学院)、韩寿萱教授(即调北京历史博物馆)、郑天挺(即调南开大学历史系)、杨翼骧副教授(即调北京政法学院,次年调南开大学历史系)、胡先晋副教授(即调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和邓锐龄先生(研究生毕业,即去中央统战部)。

  后面站立者为院系调整后继续留在北大历史系者。左起:青年教师李克珍、邓广铭教授、向达教授、张政烺教授、杨人楩教授、胡钟达先生、余逊教授和青年教师刘克华。留系的教师商鸿逵和汪篯先生有事外出,未参加照相。

  1999年,季羡林先生在郑先生《清史探微》序中,曾盛赞1952年前的北大史学系:

  在当年(1952年前)全盛期间,历史系阵营之强冠全国,自先秦时代起,一直到清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国内外知名学者坐镇,极一时之盛,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些教授调离北大,其中包括(郑)毅生先生。于是,金瓯残缺,阵营难整……当年一个能成龙配套的阵营已不复存在。(北大出版社,1999年)

  当时调离北京的人,只有郑先生和戚佑烈先生,所以郑先生临离北京前,特别去看了一下戚先生。

  戚先生1923年生,燕大毕业后去法国深造,后回国在中法大学任教,1950年合并至北大。1952年时,他的法国妻子及孩子均已回法,所以离京前也是只身一人。

  我在1952年9月底去亚太和平会议秘书处作抄写员,历时半月,十月中旬工作结束,离家随北大校车去城外报到,住原燕大棉花地之十斋学生宿舍中。当时美丽的校园未使我多大感触,宿舍住人太多,只觉得人多乱哄哄,伙食也不如城内,极感不便。过去住北大三院宿舍,离东安市场书市很近,不买书亦可随意浏览,到城外就不成了。城外的图书馆并不大,一点也不比沙滩的图书馆强,且参考书放架中者亦少,至少是不熟悉。交通也不方便,出城要排长队,总之,一切都不习惯。

  这年十一月初,父亲孤零零地一人离开了北京。他走前一人不访,别人似也顾不上看望他。

  临离北京时,仅我一人送他去前门火车站,替他提一个挺沉的小木箱。箱子中有六层抽屉,每层装的都是折扇面,内中有诗有画,都是几十年诸多教授及友人书写的,大约总有百多幅吧!都是他最心爱的,也是最令他留恋的。可惜这些扇面后来在“文革”中统统付之一炬。

  郑先生就是这样,离别了北京,离开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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