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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李霁野先生谈“死”

来源: 今晚报7月19日12版     发稿时间: 2018-07-21 17:34

  杨建民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与李霁野先生有过十数年的通信联系。我还曾去天津拜访过先生一次。这些经历,令人难忘。记忆最深切的,是去天津访问时,先生与我谈到“死”的话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两位友人几乎同时拿出一本小薄册子说,你一定要看看此书。我拿过来,窄窄一本,名《给少男少女》。此时我早已大学毕业,有了几年阅历,自以为并非“少男少女”,没搁在心上。晚上在床边,随意翻翻,心灵不料一下子被击中,很快读完。这部小书,谈读书,谈读书与生活关系,谈“至上的艺术——爱”,谈对传统“严父慈母”的新估价……内容深切,娓娓道来,甚是“抓”人。其作者便是李霁野。

  感触之余,我冒昧写出一篇书评。拙稿在创刊不久的《博览群书》刊出后,我有些多事地将一份样刊寄给该书作者李霁野先生,希望他知道人们对他作品的喜欢。由此,开始了我与先生的十数年书信往来。1986年8月,我乘出差机会,转道天津,专程拜访自己心仪的李霁野先生。

  当时李先生已是耄耋高龄,须发全白,可精神很好,面色红润。交谈之间,不知怎么就谈到了“死”的话题。记忆好像是李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人过了八十,生命是很说不定的。他举例说,王力先生,前不久我们在全国政协会上还见过,精神很好,像个年轻人一样,不料几个月后就去世了。李先生又说,从一些文章知道,有些高龄人,早成了没有知觉的“植物人”,长久靠药物维持,多年下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毫无意义。接下来先生的一席话,叫我有大触动。他说:我希望的死最好像英国作家史蒂文生(著有《金银岛》《化身博士》等)一样,年龄不大,四十多岁,脑溢血,一下子就过去了。说完这段话,李先生还谦逊地补充:当然,他的成绩比我大得多,好得多。最后李先生总结:有些人活着啥事也不能干,仅仅维持生命而已,我不愿意那样。

  一般的人,年岁高了,是比较忌讳“死”这个字眼和话题的。李先生却自然地谈及,一切了然于胸。这种对死生的旷达态度,希望生活一天奋进一天的自强不息精神,叫人油然感佩。

  当时进到李先生的屋子,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大书桌上,满是书刊,有许多文稿。当年李先生已经八十多岁,在一般人看来,早到了该啥事不做、颐养天年的岁数,可对生命意义理解不同,李先生认为,生命就应当过得有质量、有意义,所以,他一直在编辑、读书、写作。后来多年,我还陆续收到李先生惠寄的多册新出版的著作和翻译作品。在他给我的信中,常常说自己“颇顽健”“仍在工作”……

  与李先生接触,是笔者生命的特别阶段。从李先生的作品和人格,我获得特别珍贵的精神养分。就在今天,他通过“死”这个话题引发的人生价值探寻,仍对我树立有意义的生命信念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需要我永远铭记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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