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故事 正文

名家笔下的西南联大往事

来源: 新华文摘 2018年第8期     发稿时间: 2018-06-21 07:22

  《无问西东》这部影片,勾起诸多观众的理想主义情怀,片中最激荡人心的,当属与西南联大有关的故事。1938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在那之前,联大师生们经历了两次南迁的长征,第一次是从北京到长沙,第二次是从长沙到昆明。联大成立于残酷的战争中,冯友兰将师生南迁的艰辛旅程类比为历史上的“衣冠南渡”。成为传奇的不是苦难本身,回顾联大师生当年留下的点滴文字,他们是用学术的信念和对自由的渴望,让自己免于被苦难吞没。学术之光穿越那个黑暗的时代,“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编者

  闻一多先生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

  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中叙述———

  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 (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时人将李政道和我的相遇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其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譬如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吴大猷《我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中叙述———

  1945年春的一天,忽然有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孩子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我。这信是1931年我初到美国密歇根大学遇见过的梁大鹏兄写的。他介绍来见我的这个孩子叫李政道。李原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由于日军逼近宜山,他便奔往重庆。他的姑姑认识梁,可不知梁怎么知道我在昆明,于是介绍李来见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其实,这不过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合理的办法,而没有经过学校正式的承认和认可。

  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的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妻子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出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1945年秋,陈辞修先生和俞大维先生提出约我和华罗庚谈谈,大概是为计划一些开展科学工作的事情。我和华一齐去重庆,先后见了陈、俞两人,他们想知道,怎样计划一下,提出些意见,以有助于国防科学机构的工作。我回去想了几天,拟就了一个建议,大致是筹建一个研究机构,并立即选送优秀青年出国,学习基本科学。

  回昆明后,我告诉妻子此行经过,谈到推选学习物理方面的人选时,她和我皆毫无犹豫决定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赋、学习勤奋的没有像李政道的,虽然他还未毕业,仅在大学二年级。后来,李政道到了美国,打听到,在美国的大学里只有芝加哥大学允许未毕业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他就在该校注册入学,随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教授写论文。

  近年来李政道、杨振宁成就卓然。时人常提到二人是我的学生,是我精心培植出来的,尤将李和我的相遇更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其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抗战的一段时间,应是我的研究工作有所成长的阶段,但这段最可贵的光阴,很快地一晃而过,个人成就寥寥,限于能力,更限于环境。这些对于我都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幸运的是适逢其时遇见一批卓越的学生,如杨振宁、黄昆、黄授书、张守廉等,再加上发现了李政道的奇才。

  空袭警报打破了山居的沉寂。我们最关心的是学校飘摇渺茫的前途,这弦歌不绝之声究竟能维持到几时?

  柳无忌《南岳山中的临时大学文学院》中叙述———

  1937年11月24日,我在《南岳日记》上写着:“近处山头已积雪,远望一片白色,冬天真的已经来到了!编英国戏剧讲义,此将为我在山之主要工作。”在写这段文字时,我正与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同事们住在南岳圣经学校分校的教员宿舍里。开学刚几天,正在预备功课。初到时,教授们高居于小山坡上的一座洋房里,下望溪谷,仰视丛林密布的群山。下面是教室、饭厅及男女生宿舍所在地,走上去要爬三百多级台阶。虽然风景优美,但甚不方便,幸亏不久就搬到下面去了。

  “七七事变”之时,我任教的南开大学被炸,当时我正与妻子在上海度暑假,住在父母家中。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南开已与北大、清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即将开学,要我立刻前去参加。这消息确令我好不兴奋。于是,我在上海大场战事激烈之际,离别父母、妻女,只身经南京、汉口,到达长沙。随即与第一批临时大学文学院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叶公超等十余人,拖着行李,乘长途汽车来到南岳山中临时大学文学院校址,那已是11月3日的事情了。

  文学院学生80余人,他们来到(11月16日)后,南岳山中顿时热闹起来。我担任三门功课,英国文学史班上有14人,英国戏剧有三十余人,还有现代英国文学,人数无记录。这三门功课我在南开都教过,但离开上海时匆忙间未带任何书籍与笔记。幸好当时年轻,记忆力强,又不知何处弄到了几部书,如《剑桥英国文学史》 《金库诗选》,与好几本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颇有帮助。学生读书不易,既无课本,亦缺少参考书,教室内一块小黑板还是后来才搬进来的。

  山居生活单调,比较方便的是跑一小段路到南岳市溜达,有市场、庙宇、图书馆,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可以歇脚。初到时最不习惯的一日三餐,湖南厨子煮米饭硬得粒粒可数,难以吞咽,没有时间细嚼,一下子同桌的人把碟子里的菜一扫而空,剩下那些菜辣辣的不好上口。好在这问题不久便解决了。叶公超先生自告奋勇,担任教职员伙食团经理,请来一个大师傅,使我在日记上大书特书:“日来饭食甚佳,真乃人生一大乐事。”那时我们的薪水虽然打了折扣,生活是过得充裕的。

  山中交通甚为不便,无报纸可看,大家便聚在一起闲谈,长沙有人来就去打听消息,而消息却愈来愈坏。南京失守,长沙遭轰炸。号称世外桃源的南岳山中,也受到两次空袭警报的威胁,铿锵的锣声打破了山居的沉寂。我们最关心的是学校飘摇、渺茫的前途,这弦歌不绝之声究竟能维持到几时?除夕之夜文学院师生们开了联欢会,颇为热闹。当时长沙情况不如南岳平静,师生都有离校者。南开同学中有许多人去前线工作。我在日记上写着,“中国如得复兴,全在青年人身上。”不久,学校前途呈出一线曙光。临时大学迁去昆明,不久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这已是1938年初,预定在2月中旬开始迁移,学生步行经黔去滇,教授自由行动,有少数与学生同行,闻一多就是其中一位。我于正月廿一离南岳时,教授中已走了一半,在学校门口送我的有朱自清、浦江清两位。

  1938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当时我偕妻女自上海经香港、越南来到云南。这一学期文学院设在蒙自,后来并入昆明校本部。现今时隔半个世纪,仍有不少同学与教师能回忆这一段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学术界的难忘历史。

  随校南迁的学生分成两群,女生和体格不合格的,从广州绕道香港、越南,由滇越公路进入云南。其余200余名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

  吴征镒《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中叙述———

  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长沙成为后防重镇,开始闻到更多的火药气。当时还叫临时大学的联大从此上课不能安稳,学校便请准作迁滇之计。一月底决定,随着就有一些教授先行赴滇。有一大批同学从了军,或去战地服务,也有到西北去学习的。剩下要继续念书的分作两群,一群是女生和体格不合格或不愿步行的,概经粤汉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滇。其余约有两百余人则组织成为湘黔滇旅行团。同行教师共十一人,为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希渊、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子坚先生和我。

  大队于1938年二月十九日出发,由五条民船装载,夜间启程下湘江入洞庭。我同郭君因押运行李汽车,二十三日才起程直至益阳,一路行丘陵地中,松杉成林,又多油茶,这是湘中标准景色。过益阳二十余里遇李(继侗)师,便开始加入步行,晚宿军山铺,头一天只走了四十里。

  二十八日,大队同学因第二次注射伤寒预防针多起反应,乃于空袭警报声中雇船去桃源。余同李师、毛应斗先生于晨曦中步行,红梅初放,绿柳产芽,菜花蚕豆亦满田灿烂。路旁多杉皮小屋。约五十里至桃源。附郭滨江风景极美,人家多有阁楼翘起。因到得较晚,街上纹石便宜的多已为人购去。

  三月五日,昨夜同学多半未睡。今日李师押车,余等迟行。过文昌坪时人家多闭户,从小路上坡后并闻枪声一响。夜宿凉水井,余等宿山经小村,行李车来得很迟,黑路走细田埂三里多,来回扛行李,甚苦。

  十七日,微雨中经酒店塘,三十里至鲇鱼铺湘黔交界。距长沙三五点五公里,距贵阳三七二公里。沿途多平顶山,已入贵州之dissected plateau,河流均为小溪急流。又三十八里至玉屏,县内备极欢迎,全体宿县衙门内,并开联欢大会,曾昭抡先生向小学生演讲。县内产石竹,以制玉屏箫及竹杖,团内几每人购一根,入黔后多荒山,草坡杂生毛栗,松林及柏林偶见。

  四月八日,六十二里平路抵镇宁,田中罂粟已开放。出东门外二里多有火牛洞,洞深仅六七丈,钟乳大异常,由狭可容身之新凿小门入内后,迂回百余步入一大室。室中有高大石柱多根,后有一大石壁,以烛照之,奇妙之极,钟乳上下直贯,纤细洁白,若冰帘之垂,若雪松之蟠,亦若璎珞,其中则有数丈数十级之老干数株,若浮屠,若旌节。绕壁而行经其后,过一深潭,复下,达另一大厅,作歌其中,四壁共振。我们首批十余人游后回城,大肆宣传,结果全团连伙夫都去了。甚至有去两三回或第二天早晨临走之前又去玩的。

  十一日,阴而不雨,路滑难行。荒坡草高如人。十二时至盘江,铁索桥康熙时落成,今春三月间断坏。今止能用小划渡江。小划狭长仅容五六人,头尖尾截。浆长柄铲形,两人前后划之。乘客都须单行蹲坐舟中,两手紧紧扶舷,不得起立乱动。舟先慢行沿岸上溯,近桥时突然一转,船顺流而下势如飞鸟。将到岸时,又拨转上溯。船在中流时,最险亦最有趣,胆小者多不敢抬头。二十五里至哈马庄,山顶小村,水菜无着,时已五点,临时议宿安南。于是又走了十八里,到了小城街上,卖炒米糖泡开水的小贩被抢购一空。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

  二十七日,由杨林经长坡入昆明境,遇大雨,全日行六十里抵宿大板桥。为昆明东乡大镇。下午游龙泉寺及花果山水帘洞。闻、李二老均已髯须留得很长。为共摄一影。二老相约抗战胜利后再剃掉。但李师“晚节”不终,到昆明不久就剃掉了。

  二十八日,至板桥行四十里抵昆明。休息于状元楼外四公里之贤园,主人以茶点欢迎。午后整队出发,经拓东路,梅校长及校中首脑均来欢迎,并有人献花环,曾夫子大为酬应。

  整个房屋已经动摇,每一个接缝都已经脱节,每一个人也多了这一层取不去的经验。一个常态的生活可以在一刹那之间被破坏,被毁灭。这是战争。

  费孝通《疏散》中叙述———

  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是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所以,一吃过早点,我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

  我们住在文化巷,房子靠近街头,而且是出城门凹口必经之路,一有预行警报,街上行人的声音嘈杂起来,我们一听就知道。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我们疏散的路线也是一定的。文化巷底是通联大的城墙缺口。向北,绕过联大校舍和英国花园时有起伏的小山岗。那时因为我太太不太舒服,不愿走得太远,时常就在山后的空地上坐下来,等紧急警报发出后才躲到沟里去。

  这路上的人,大多是联大和云大的熟人。跑警报也成了朋友们聚谈的机会,日子久了,各人都有了一定的所在地。而且,疏散时,大家都觉得逃过工作是应当的,反正在旷野里也没有工作可做。有时我还带书在身上,可是心里总究有点异样,念书也念不下去。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闲谈。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的确是事实,我想实在讨厌这种跑警报的人并不会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又是特别可爱。风也温暖。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

  现在想来,这种躲避轰炸的方法,实在是相当危险的。你想,成千上万的人暴露在山头山脚,至多不过在深不及三四尺的土沟里蒙着个头,不正是一个最好的扫射目标么?有一次我在飞机里偷偷撩开窗帷,望着昆明附近的景致时,我才明白地面上的人物是这样清楚。

  1940年九月里,我们就这样过去的,到十月初还是这样。到后来敌机哪天要来,连轰炸的目标,事先都会知道,而且又不常错的。十三那天,我们又照例在山脚底下闲谈。可是那天有传说是要炸大学区了。我们的家就在两大学之间,所以我太太有一点担心。一点多钟,二十七架银灰色的日机从东方出现了,向着我们飞来。我太太忙着要我把头用手蒙起来,可是我却被好奇心所支配,反而把头仰了起来。恐惧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下蛋了!”在阳光里,一闪一闪的,在那群飞机翼下,丢了一阵怪好看的小东西。随着轰轰的一片响声,响声相当沉重,比了以往听过的,好像着实得多,而且地都有一点震动。

  城里升起了一大堆尘烟,没有火光,在山头上望去,好像还远,在城中心似的。

  解除警报那天放得特别迟。当我们进城时一看,情形确是不妙。文化巷已经炸得不大认识了。我们踏着砖堆找到我们的房子,前后的房屋都倒了。推门进去,我感觉到有一点异样:四个钟头前还是整整齐齐一个院子,现在却成了一座破庙。没有了颜色,全屋都压在有一寸多厚的灰尘下。院子里堆满了飞来的断梁,还有很多碎烂的书报。我房里的窗,玻璃全碎了,木框连了窗槛一起离了柱子,突出在院子里,可是房里的一切,除了那一层灰尘外,什么都没有变动。我刷去桌上的灰,一叠稿纸还是好好的,一张不缺。所损失的只是一个热水瓶。这是难于相信的。一切是这样唐突,这样不近于事先的想象。

  “着了,着了。”我好像是个旁观者,一件似乎已等待很久的事居然等着了。心情反而轻松了一些,但是所等着又是这样一个不太好看的形景。我太太哭了,也不知为什么哭。我自己笑了,也不知有什么可笑的。

  和我们同住的表哥,到厨房里端出了一锅饭菜来,还有一锅红烧肉。饭上也有一层灰,但是把灰夹走了,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麻烦的是这一层罩住了一切的灰尘。这一层被炸弹所加上去的,似乎一拿走,就是原有的本色一般。可是这是幻觉,整个房屋已经动摇,每一个接缝都已经脱节,每一个人也多了这一层取不去的经验。一个常态的生活可以在一刹那之间被破坏,被毁灭。这是战争。

  在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南开师生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共同缅怀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风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