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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泽华师学习琐忆

来源: 今晚报2018年5月21日9版     发稿时间: 2018-05-24 11:37

  陈德弟

  5月8日,恩师刘泽华先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悲痛不已,食不甘味。我登堂就教、入室受业于先生之往事,涌上心头。

  1978年9月,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当时,先生在史学界极有名望,每发宏文,常引争鸣。我这个青年学子,远望先生,除了敬佩,还是敬佩。大学二三年级时,我连选了先生两门课,一门“秦汉史”,一门“先秦政治思想史”。那时,我尚不懂如何研究历史,只觉得先生的课很有特点,不照本宣科,讲到先生认为可以“多讲几句”时,比如对秦始皇的暴政、汉高祖的粗鄙、帝王下“罪己诏”的真实想法、儒家的虚伪和法家的冷峻等等,常会鞭辟入里地评论一番,有思想,有见解,给人启发。

  当时,我正在犹豫将哪段历史作为自己治学研究的目标,想听听先生高见,于是跑到先生家求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耐心对我说:研究哪段历史、在何种科目上用功,只要有决心、持之以恒,都能取得成就。我又问,秦汉史自古至今,有那么多人研究,写了如此多的著作和论文,还有研究空间吗?先生说有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变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会变化,此即对历史的再认识——这就是史学魅力所在。那天,先生对我讲了许多,讲了史料的重要性,讲了自己研究历史的思路和方法等,很有长者风范。最后,我表示愿意和先生学习秦汉史,先生很高兴,就让我当了他的课代表。此后,我和先生有了较多接触。

  先生名望虽隆,但没有架子,呼我们为“学术小朋友”。一天,我对先生讲,有几位同学希望先生做一次课下辅导,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让我安排时间、场地,然后通知他;几天之后,先生就准备妥当了。记得那是1980年深秋一个傍晚,天已有寒意,我们在主楼一间教室里,静候先生。先生到来后,大家围坐身旁,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笔记簿,看了看,然后从宏观史学、微观史学、史学理论、具体个案,讲了一番;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干货,我们似懂非懂。之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轮番向先生“发难”——所问问题多为当时学术前沿热点,例如如何看待“影射史学”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究竟有无规律,是什么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文献记载是否真实等等。我感觉,先生把古代社会都装入脑子里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实,他一直上下求索,纵横相较。他既是史学家又是哲人,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学问博洽,似乎对这些问题都思考过,所以回答起来相当晓畅通透:或从哲学角度解答,或从史学上释疑,或从现实中解惑,让我们醍醐灌顶、如沐春风。那晚,师生之间,畅所欲言,妙趣横生。结束时,我和大家都受益良多。有个同学说,今晚的辅导比上一学期的课还有收获。

  先生潜心治学,用功勤苦,曾抄写几万张史料卡片——是其立论的坚实基础——所以才有鸿篇巨制不断面世,才有“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学派”之称。有段时间,先生积劳成疾,心动过缓,经常服药,但仍坚持为我们授课,我们劝先生多休息。先生说,一给你们上课,我的病就好了。

  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准备报考先生的博士生。先生闻知后告诉我,从现在起,你就和我的博士生一起听课,我感动不已。先生为便于查书助讲,有时在家授课。授课时,先生先讲一个专题,然后我和七八位博士生围绕先生所讲专题进行讨论,先生不时插话,或点评某生观点,或询问某生主张之史料依据。潜移默化中,我们便提高了学术研究水平。翌年,我考上了先生的博士,先生很高兴,为我设计了长远研究规划。天有不测风云,一学期下来后,我突患美尼尔综合征,并频繁发作,痛苦不堪,迫不得已,只得中断学习。先生知道后,安慰鼓励我,告诉我病愈后,随时可找他切磋学术。闻听此言,我眼睛湿润了。

  先生大度谦虚,人品好,人缘好,有气节,有风骨,一生追求真理,践行着为《中国研究生》杂志的寄语:学术思维要有“四独”精神: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选择,独立见解。他对古代犬儒嗤之以鼻,对今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是不屑,他在自己的著作介绍自己时,一定写上他的系主任是真正民选的……

 

  在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南开师生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共同缅怀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风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