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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以免又费交涉”

来源: 天津日报2018年4月23日12版     发稿时间: 2018-04-24 15:31

  章用秀

  我曾从拍卖会上先后购得两通严修先生的信札,这是其中的一通。信中写道:“圣容县长大人惠鉴:顷据文庙看守人报告,有宪兵五十人欲来占住,已在门外粘条等语。前求县长代请督办告示务,祈转恳速即发下,及其未来之前豫为粘贴,以免又费交涉,至祷至盼。泐此代谒,顺请春安。弟严修顿首谨上。正月初六日。”此信未见地点和年代,但从内容上看,当在民国初年,其所言之文庙明显为天津东门里的文庙。

  文庙又称孔庙,本是纪念和尊祀孔子的庙宇。天津文庙建于明代,以后历经扩建和重建。清人曾以“中堂严肃素王尊”描述天津文庙的庄严和当年祭孔活动的隆重。步入儒气十足的天津文庙,不禁产生一种庄重虔诚的神情。每当春秋的上丁祭日,以知州或县长为首的地方官及绅士、学校师生聚集在大成殿前,依次面北而立,地方首脑为主祭官,殿内设香案,供牛、猪、羊等三牲祭品,参加的人要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拜礼,祭祀开始要唱祭祀歌,司仪恭读祝文。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孔子的生日,此次祭礼最为隆重,地方官员都要到文庙参拜,届时“钟鼓齐响,笙歌共鸣”。有人说:“天津祭孔赛过年,典礼程序三十三,子夜时分开大祭,轻歌曼舞敬圣贤。”然而,这样一个庄严神圣之所,却“有宪兵五十人欲占住”,令严修十分不安,农历正月初六他即写信告知天津县长,请其采取措施,加以阻止。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宪兵占住文庙,又在门外贴条,并不奇怪,亦非偶然。民国前期,“废庙”之风波及全国。民国十八年(1929)天津刊行的《社会月刊》载有《天津市淫祠邪祀调查》一文,特别提到:“本局自奉部令调查本市淫祠邪祀,以便设法取缔后,当即派员将本市内各区之淫祠,全数调查。”尽管文庙不属于“淫祠邪祀”,且当局仍组织人们在这里祭孔,本不在取缔之列,但世风所及,宪兵对文庙也同样不放在眼里,也要像对佛教寺院那样严加管控。彼时大悲禅院的不少房子不就被法院、消防队和警察占用了吗?幸而严老先生振臂一呼,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天津文庙没有遭到破坏。

  也许有人认为,严修保护文庙是在维护儒家的教育思想,并将此事与他晚年倡组崇化学会、城南诗社联系起来。他一向提倡新学,接受新鲜事物,有胆有识地改进传统教育,他怎么能这样“顾此失彼”呢?其实如果深入其精神世界就会发现,严修并不是晚年趋于保守,而是在自我检讨后,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正如陈宝泉先生所言,严修晚年之留意国学,与当年之提倡新学,“其用心正无以异”。鉴于国学陵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再次在家中办学,创立了崇化学会,正是为了补偏救弊。经过反思,他认为:“新学与旧学,交攻如对垒。我思不必然,实事但求是。”有人说:“严修的主张是由中国思想体系内部生发而来,所以他从来都不主张彻底打倒旧道德、旧文化。但严修并不是执拗的卫道士。他宽容通达,承认信仰自由,认为人有信仰孔教、耶教或各种主义的自由。”严修的这封信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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