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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听风观月楼”

来源: 今晚报2018年4月18日9版     发稿时间: 2018-04-23 08:35

  李新宇

  听风观月楼,是我的一个书斋名。

  天下的书房大同小异,我的书房更平平无奇。没有小仓山房、饮冰室那样的房子,没有宋版、明版之类的书,有什么可说的?但转念一想,我们这一代读书人书房的变迁,大概是袁枚、梁启超们未曾经历的,也是欧美读书人很难想到的。

  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书房,我已经33岁。在此之前,上学时住学生宿舍,工作后住教工宿舍,自然谈不到书房。入大学时我有一只小书箱,里面装了十几本当时喜欢的书,还有一套线装的“四书五经”。四年大学,书在增多,小书箱自然容不下,就增加了两个纸箱子,装了大约200本,全都放在床下。毕业后参加工作,年轻教师两人合住一间,每人一床、一桌、俩书架。

  我当时感觉很阔,挨着床头把书桌和两个书架摆开,一面墙就完全属于自己了!就那样一直到1988年,学校终于给我一套住房。虽然小,却是两间加厨卫,于是,一间大的做一家三口的卧室,一间小的就摆了书桌和三个书架,再摆一套小沙发,算是有了第一个书房。

  后来的日子里,我的书房不断在变,原因是不断搬家。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都是按级别“定制”的:你做助教,只能住助教的房子;评了讲师,就应住讲师的房子;评副教授、教授,住房自然跟着升级。虽然是教师,这种等级制却与机关一样,科级、处级、厅局级,待遇自然不一样。所以,当你处于上升阶段时,房子就要不断地搬。现在就职的年轻人,只要有条件,住房可以一步到位,那时的人们却只能等着单位的房管处给分配。

  中间的过渡不说了,只说“听风观月楼”,那应该是我最阔的书房。是1997年吧,我所任教的曲阜师院新建成几座教授楼,一般的每套120平方米,其中又有12套大的,160多平方米。这12套超级房子,计划是给资深学术权威们住的,但分房时出现了一个情况:老先生不愿上六楼。他们宁愿要小一点的,也要住在一二层。好房子当然不能空着,于是学校决定:让几个年轻教授上。于是,我就有了一套5室2厅的大房子。我家只有3口人,无需太多的室,所以最头上的两室在装修时干脆不再隔开,成了近4米宽、11米长的一个长长的大房间。这个房间就成了我的书房。11米长的房间,一头是书桌,一头是画案,来回走一走,的确很透气。

  正是在那里,我的书房有了名号。因为这长长的房间处于一座楼的东头,不仅有朝南的窗和朝北的窗,还有可以看日出的朝东的窗,又处于教工宿舍区的最高层,所以有了许多作诗填词的名堂。不少朋友为它写过诗、题过字、写过匾额。在若干匾额中,我喜欢画家王庆杰写的“听风观月楼”,所以用它做了书房名。

  我在听风观月楼做了多少事?就说一件吧:我和妻子找木工厂给加工了木简,用木简抄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老子》。1998年,各地的一些朋友去看我,钱理群、陈平原、夏中义、谢泳等友好也去讲学,他们看到我书房里的木简,无不惊讶:你离这个世界太远了!

  很遗憾,我在那个书房只住了三个年头。记得离开前夕,朱德发、孙范今、宋遂良、袁忠岳、宋益乔等诸先生一起去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我的书房里,宋先生成诗一首。案头正有笔墨,我便请他写了:“新宇一百六,过把瘾就走……”宋先生的字极有风格,现在常有人求字。但他对人说他本来不写字,是某年被李新宇逼着开始的,从此竟然一发而不可收。

  若果真如此,我的听风观月楼不仅成就了我的木简经书,成就了我的几部至今未能出版的著作,而且促成了宋先生的书法,岂不更可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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