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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鸿篇巨著 ——《俞辛焞著作集》读后

来源: 南开大学报     发稿时间: 2018-04-16 17:55

  □宋志勇

  前不久,汇集了俞辛焞教授40多年研究成果的《俞辛焞著作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著者俞辛焞先生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我国著名的日本现代史和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此次出版的《俞辛焞著作集》共10卷,内容涉及了日本现代史和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的许多主要和重大问题,日本史方面如日共与一战后日本工农运动、二战时期日本反法西斯劳工团体、日美关系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战后改革与美国占领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这套10卷鸿篇巨制的最大特点,还是内容丰富的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如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等、巴黎和会与日本关系研究、田中奏折问题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关系等等。著者在上述研究中,大量搜集利用了日本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开国内利用日本外交档案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先河。在研究方法上,坚守实证主义,论从史出,一切由史料说话。该著作集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收录了大量著者直接用日语撰写的论文和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中国学者在日本学界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和话语权。著者卓越的研究成果,为我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学术奖励。

  如上所述,《俞辛焞著作集》涉及领域广泛,在此仅介绍几项重要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关于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政策的研究(《著作集》第四、十卷)。该问题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第四卷《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和相关系列论文中。以往对九一八事变主要偏重军事史和政治史角度的研究,受资料的限制,外交史角度的研究非常薄弱。而著者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利用难得的赴日交流机会,到日本外交史料馆等机构搜集到了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资料,并将其运用到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中。著者从外交史的新角度,系统研究了围绕九一八事变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特别是分析了外交发挥的作用。著者的研究成果先后在中日顶尖的历史学刊物上发表了《九一八事变与币原外交》、《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外务省的应对》、《第一次上海事变与日本外务省》、《“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本外务省》、《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外交二重性的评析》、《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等一系列论文,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著者指出了不仅关东军、军部,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日本学界强调的“双重外交”现象,著者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指出事变初期的确出现了日本军方“武力侵略”和政府“和平解决”的“双重外交”现象,但在事变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现象很快就统一为政府追随军方和与军方携手的“一元外交”,揭示了日本军事和外交相辅相成共同侵华的本质。另外,以往学界对九一八事变丢失东北的责任,都集中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对张学良的责任,则因其在西安事变中的积极表现,大都避谈或轻描淡写。但著者没有因循通说,他依据新发掘的资料,明确指出了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丢失东北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不能把不抵抗的责任都推给蒋介石。指出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与其在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造成东北沦陷带来的负罪感密切相关。著者的这一大胆、客观的人物评价,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和认可。著者上述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系列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先后荣获第三届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中国社会科学日本研究基金会优秀成果奖和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多项奖项。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日本关系密切,历来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在以往研究中,鲜有人用日本的第一手外交档案资料研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日本的关系问题,影响了该问题研究的深度。著者从1980年代后期起,努力挖掘日文原始档案材料,将日本史研究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结合起来,注重从国际环境、中国政局、日本朝野的各种政治变幻中,去探讨孙中山与日本的复杂关系,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孙中山的革命与日本》、《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二部专著(《著作集》第三、六卷)。在研究方法上,著者引入了国际关系理论和矛盾论来探讨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把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定位为一国外革命团体与日本国家的关系,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方法与视角”。著者在研究中提出了“双重三角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围绕中国问题,日本、欧美、中国形成了双重三角关系,欧美和日本在侵略中国,保护和扩大殖民权益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为此他们相互合作;但日本和欧美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因各自的权益和势力范围而产生矛盾,进而相互排斥、相互争夺,为此他们常常支持或利用中国来限制对方;同时中国统治者也因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生存,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力欧美或日本。著者认为孙中山寄希望于日本,并力争其援助革命,并非出自孙中山的主观意志或对日本侵略本质认识不清,而是出于中国与列强间国际关系的双重性。孙中山把国内革命作为首要任务,他利用国内外敌人的矛盾推进革命只是一种策略。日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也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是想借孙中山的势力牵制和打击清政府。著者在上述成果中提出了孙中山对日态度一贯性和策略性并存等许多新观点,特别是孙中山把依靠日本援助作为达到革命目的的手段和策略,是导致“革命尚未成功”结局重要原因的“新颖、大胆”的观点,更是受到学界的肯定和好评。著者的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深化了孙中山的研究,尤其是大大提高了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研究水平,受到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

  梅屋庄吉是孙中山的政治密友,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巨大支持,但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交往的这段历史鲜为人知。著者依据外交档案和梅屋后代保存的珍贵资料,深入研究了孙中山与梅屋的关系,并与研究生在1991年撰写出版了《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著作集》第六卷)一书,详细介绍了梅屋感佩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从而不惜举全家之力出巨资支持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活动,成就了一段中日友好美谈的光荣历史。著者的这一研究成果成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献礼作品,不仅在学界,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梅屋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性人物,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知晓,并受到国家和中日领导人的重视。近年,中日间都有高规格的梅屋事迹的展览等活动。梅屋的事迹在中日两国的普及和受到重视,著者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百多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同样与日本关系密切。而长期以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是辛亥革命研究的薄弱环节,关键还是第一手资料不足。为此,著者多次赴日本外交史料馆、防卫厅战史室和台湾搜集第一手档案资料。经过多年的辛勤研究,先后用中日文撰写发表了十几篇高水平论文,并最终完成了近80万字的鸿篇巨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2000年和2002年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日本东方书店出版(《著作集》第二、四、九卷)。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专著。该书的特色之一就是基础资料为中日第一手原始资料,充分保证了本书的史料价值和论从史出的牢固基础。该书把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放到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去分析、研究,阐明了孙中山与日本、袁世凯、北洋政府与日本、列强与中国及日本等关系中的“双重性”特征。同时还注重中日外交活动的连续性和互动性,保证了历史结论的客观公正。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观点,考虑历史背景,著者对辛亥革命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重新进行了评价。如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该书没有沿袭袁世凯对日卖国外交的传统观点,而是根据挖掘的第一手资料,对袁世凯及北洋政府的对日外交活动进行了客观分析。在批判袁为了实现皇帝梦而对列强妥协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对袁世凯在对日外交中“以夷制夷”,尽力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些积极表现及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肯定,表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求真务实的追求。著者在辛亥革命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中,填补了不少国内外研究的空白,纠正了一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观点、通说,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权威。

  《俞辛焞著作集》的出版,是日本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它不仅是一套鸿篇历史学的研究著述,更展现出了老一代史学家孜孜不倦、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也给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树立了扎扎实实做学问的榜样。(题图摄影/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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