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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张伯苓访南洋中学

来源: 人民网上海频道     发稿时间: 2018-03-09 09:38

  周英儁

  民国教育界素有“南王北张”之说,“北张”指张伯苓,“南王”即指王培孙。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出生于天津。著名爱国教育家,1904年创办私立敬业中学堂(天津市南开中学前身),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醉心于教育50年。

  王培孙,名植善,字培孙,出生于上海市嘉定县南翔镇。著名爱国教育家,1900年接办其叔父王维泰创办的育材书塾,育材书塾于1904年更名为南洋中学,从此任校长50余年。

  据张伯苓年谱和南洋中学校史资料记载,张伯苓曾两次到访南洋中学。

  一

  张伯苓与王培孙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8、19世纪交替之际。那时中华民族处于日益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赔银割地,丧权辱国。那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教育大变革时期,其间新学制建立,新学校逐渐取代旧科举,中国社会也随之开始发生巨变。

  1889年,13岁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希图强国。当张伯苓即将毕业要上舰实习时,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他到残存的通济轮上实习,亲睹“国帜三易”,致使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遂退役海军。

  1898年11月,受天津名绅严范孙先生之延聘,张伯苓就任严氏家馆英文、数理教习,天津新式教育在严馆悄然起步。严范孙,名修,字范孙,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被称为“南开校父”。五十四年后,张伯苓在其遗嘱中,提到:“1897年,余愤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因严范孙先生之启发,从事教育。”

  1901年,25岁的张伯苓受天津绅士王奎章的邀请,至王馆教授西学。赵伯苓在严馆、王馆教学中的实践,正是其仿学西方新式教育的滥觞。后严、王两馆名声日隆,学生逐年增多,张伯苓深感力不从心,遂决定为扩大规模作准备。1903年,为学习国外教育制度,张伯苓乘暑假闲暇,考察日本教育。归国后,张伯苓对严范孙说:“吾今而后,乃知办学之事,非可以草率而为也。如普通学堂,所应改良处甚多。恨吾为局外人,不能干预其事,一试吾所见耳。”1904年5月张伯苓随严范孙再赴日本,考察教育行政,途经上海参观育材书塾(上海南洋中学前身)等校。

  两位年轻人终因教育之救国志愿而首次相遇。

  二

  张伯苓到访南洋中学的整个过程,现在已无从知晓。据严范孙第二次东游日记载:1904年5月25日到沪后,两人当天即到四马路(即今福州路)开明书店访王荃士之令尊柳生,不遇后访培孙,培孙适他出,乃回寓。次日一早,王柳翁、培孙回访。晚赴王柳生叔侄宴约。同坐夏颂来(育材学监)、龚子英(育材教习)、张伯苓等七人,又培孙与荃士之弟子绍良陪同,主客凡十人。第三天两人至育材书塾。培孙导观各讲堂,两斋皆教英文,其一为历史之预备,黑板书“勾践何以能灭吴”云云。后培孙又导至大南门内务本女学塾,并导观各讲堂。出,过通前小学校,入观,即育材之预科。听唱歌,亦有《何日醒》一曲,而以《体操歌》为尤佳。出中道与培孙别。

  上述记载字数虽不多,但一波三折的过程,表明严范孙和张伯苓对这次到访南洋中学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其原因有三:

  一是源于育材书塾的章程和课程之影响。育材书塾在创办之初就有自己的章程。当时全国尚未有学校章程,《上海王氏育材书塾章程》借鉴了当时圣约翰书院(即圣约翰大学前身)的章程,一经问世,影响很大。浙江官书局即予以刊印,《新知报》也全文刊印,蔡元培日记中也有记载。早在1902年之前,王培孙就非常注重厘定课程的程度以及衔接国内外大学堂的课程,当时的课程已有国文、英文、日文、数学、历史、地理、格致、化学、动植物、生理学、地势学、体操等,可谓“中西并重”、学制有效、课程丰富,彰显学校科教救国的特色。

  二是源于严范孙与王氏家族之交往。严范孙与王氏家族第九代中的王稚虹、王荃士实为旧识,常有书信来往。据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三十一年)实录记载,严范孙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而王稚虹、王荃士两人,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后,清政府均赐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两人留学日本期间,适逢严范孙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两王常去拜访。因王稚虹擅长工业,一次交谈中严范孙曾力劝其来津办工业。严范孙1902年9月22日第一次访日期间,因王荃士到访,始知育材书塾为其尊人所立。凡严范孙两次东渡日本途经沪期间,两王只要在沪,每日必访,迎送周到。

  三是源于晚清上海四马路之开明书店。开明书店成立于1902年,是夏颂来、王柳生(王培孙之叔)与狄平子等友人合资开设的,由夏颂来为经理,王培孙管账并负责对外联络。开明书店在当时提倡新学,反对科举,以“广开风气,输布文明”相号召。据其当年的销售书目看,涉猎之广、品种之全,考虑到百年前的编辑加工和印刷技术水平,很是难得,没有一定时期的积累是无法企及的。在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会员名录》中,该店排在第四位,次年又与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合并,组成集成图书公司,夏颂来被聘为编辑长,可见其实力与影响。这也是严范孙每到上海必去开明书店的原因之一。

  此行,让张伯苓感到“办新式学堂,培养强国人才,在上海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对张伯苓后来的办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对严、张回津后改家馆为私立学堂有很大的影响。日本考察归国途中,严与张初步商定创办一所新式中学,同年10月张伯苓在合并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创办“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即今之校长),并教授英文、算学、史地、体育诸科。这是张伯苓效仿欧美教育制度,创办的第一所新式中学。

  三

  1931年,南洋中学迎来了建校35周年纪念,同时也是掌校30年的王培孙校长60寿辰。纪念活动前夕,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应邀再次造访南洋中学。这一年学校刚刚建成了“沪上各中学所仅见”的科学馆,与建于1926年的以古籍汉典而称誉沪上的南中图书馆交相辉映。至此,学校先后建成学生宿舍、大操场、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工场和科学馆等,为上海中等学校之冠。聘请的教师有当时的上海教育会长王引才、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教授邵家麟、英文版《大陆报》主笔叶上之等学者名流。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学校为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并举之策,对高三的课程实行“分科制”。此重大变革让学生可凭“个性所近”,自行选择必修课和选修课,以趋长避短。1931年,校董钱永铭称“‘分科制’实行以来,广受赞誉,学者评价也很高”。当时南洋中学以学制健全、设备完善、师资力量雄厚和教学质量优良而闻名沪上。

  张伯苓在参观了学校的校园和教学后,对时任校长王培孙说:“现在南洋公学已改名交通大学,你办学校很有成绩,我在北方办了个南开大学,你就在南方也办个南洋大学吧。”王培孙回答说:“我才疏学浅,办一所好的中学还有把握,办一所好的大学没有把握。我宁可当一个办得较好的中学校长,不愿当一个办得不好的大学校长。”张伯苓听后感概万分,遂为南洋中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册题词:“精神缔造,卅五经年,中学之冠,蔚起英贤。”

  当年南洋中学有三十多年的卓越成绩,要升格为一所大学,并非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但是王培孙校长抱定宗旨,始终把中等学校的定位保持好,坚持“独立务实”的治校精神,几十年如一日,未有丝毫改变,也决不轻易扩充班次和班额,凡事照着既定的办学章程和规范踏实去做,使南洋中学之名始终与中学连接,尽有改大之可能而不屑改。其结果就是办学者能够精神贯注,读书者能够切实用功,而学术和功课自然成绩优良,这是王培孙校长办学的“自主求实”精神,也是南洋中学值得传承的精神。

  参考文献:商务印书馆《为国桢干—上海市南洋中学120年(1896—2016)》;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画传》;张伯苓《张伯苓自述》;周传授的博客之《中国兴亡梦》作者侠民的史料;严修《严修东游日记》;清内府实录馆《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之五百四十四》;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4期;公奴等《金陵卖书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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