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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南诗社与文化空间转换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稿时间: 2018-03-02 10:16

  作者:黄育聪

  文人唱和“雅集”是我国古典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传统。近代以来,天津的诗词传统因严修等人的努力而再度振兴,以其为核心的“城南诗社”不仅集结文人唱和,以传统文学活动的聚会与仪式建构起对天津的文化认同,更是由此形成对文化空间转换的共识,并参与到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将传统的文化空间更新为现代城市文化空间。

  城南诗社的起源发展

  “城南诗社”名称最早出现于1921年。“林墨青庚申立存社,月课诗文。吴子通、王纬斋、李琴湘递膺冠军。公(指严修)顾而乐之,乃于次岁倡为城南诗社,声应气求,先后力社者颇众,今且逾百人矣。”(陈中岳《蟫香馆别记》)实际上,“城南诗社”早期只是小范围的社交行为,既没有社名,也没有形成相应的聚会习惯。按1921年的《严修日记》所记,只是严修与朋友们在宴会闲暇的“游戏”。随着唱和人数的扩展与创作数量的增多,1924年,王守恂有意识地将这些诗作进行整理,辑录成《城南诗社集》,涵盖了从1921年至1923年间63人182首诗歌。此诗集的出现标志着“城南诗社”的正式定名并成为较稳定的文学团体。此后,诗社年年有聚会,诗集也逐渐增多。

  1933年,接任者李金藻编辑出版《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原本宴饮“余兴”的诗词唱和变成聚会的主角,标志着“城南诗社”的进一步成熟。此次雅集参与者16人,成诗14首。从此开始,诗社正式确定了活动的时间、地点与主题,诗社活动进一步固定化、仪式化,加上严智怡组织的“天津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需要定时召开例会,奠定了此后数年“雅集”能够稳定开展的基础。1934年刊刻了《甲戌重阳雅集》,1935年有《乙亥重阳雅集》,辑录了诗社24人的作品。

  1936年的诗社雅集规模进一步扩大。“是时草枯天已霜,万绿代以黄花黄。三十四人集一堂,璀璨四壁皆琳琅,快哉一咏复一觞”(张同书《丙子重九日择庐觞客水西庄分韵得霜字》),并被《益世报》与《大公报》等媒体关注报道,成为城南诗社活动的高峰。此后,随着李金藻离津、严氏家族式微,再加上日本侵华,天津没有再现如此规模的雅集。1939年,赵元礼试图再次组织聚会,但应者寥寥,“今岁重阳转瞬即至,插萸赏菊,风景不殊,四顾茫茫,而天时人事又不知变换如何也”(《戊寅重九分韵诗存·序》,1939年)。国难之中,唱和难行,成员流散,诗社基本解体。

  城南诗社与水西庄复建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活动到1936年达到高潮,“城南诗社”用雅集形式团结了一批传统文人,除了诗词唱和,他们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重修“水西庄”,有意追认天津文化传统,建构地域文化认同。

  “水西庄”是清代查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因查日乾父子招待往来的文人、收藏书画而成为天津的重要文化聚集地。袁枚在《随园诗话》称其为:“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毂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干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许珮璜刺史赠查云:‘庇人孙北海,置驿郑南阳。’其豪可想。”在清代,查氏私家园林在天津文坛有着重要位置,但随着查氏一族的衰落与战争等原因,近代以来的“水西庄”已成废墟。

  “城南诗社”复建“水西庄”,显然就是想接续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民国八年,(水西庄)亭圯碑断,高彤阶先生凌雯谋诸邓君振宇,以细敏土粘合,得树之”。高凌雯最初目的是保护传统的“乡土”资源。这个举动得到严修的关注。“严范孙先生尝思纠合同好,与复胜迹,以军事抢攘未果。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天津中山公园董事会,发起组织天津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经天津市政府立案,筹备进行。” (《天津芥园水西庄记》,《河北省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49期,1933年)严修的计划不是复建私家园林而是将其转变成公园,所以他以“天津中山公园董事会”的名义来改造这个废墟,但如何落实并未形成明确计划。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严智怡更努力推动“水西庄”向公园转化。

  通过严氏两代人的号召与组织,“城南诗社”成为了复建“水西庄”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他们筹集资金,投入实际物质空间建设中;另一方面,自1935年开始每年的雅集活动都在“水西庄”举行,赋予其空间以文化意义。1936年“水西庄”公园终于初成规模,成为天津的文化公园:“西院槐厂,昨始建成,其工料系由邑绅严智开宅捐助,巍峨壮观。兹悉阖津名士,定于本年重阳节(下月二十三日)正午,在水西庄槐厂雅集。”(1936年9月《益世报》)在报道之中,《益世报》认为复建“水西庄”有“收易俗移风之效”与“极关吾津文化”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社会舆论对他们的活动的关注与赞赏。

  “城南诗社”复建“水西庄”,是基于乡土认同对传统呼应的结果。一方面,诗社活动需要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以期能每年定时、定点地开展雅集活动,完成传统的追认与习惯的养成;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通过活动重新赋予空间以文化意义。孙蓉图说:“然无文人踪迹,则往往湮没无闻,敬亭山、浣花溪、香山社、快哉亭未必皆名区也。然有太白、子美、乐天、子瞻辈游居啸傲其间,则地与人俱传。”(《重阳䜩集水西庄分韵得“忘”字有叙》,《乙亥重阳雅集诗录》)正是因为感怀天津的传统文人古迹被租界、河北新区等新式文化所取代、湮没,他们才会特别重视复兴老城区的传统文化空间,力图通过仪式提升它们的文化内涵。通过雅集活动与兴建公园,“城南诗社”既有效保留接续天津诗词传统的物质空间,又提供了一个可供各界参观、欣赏传统文化的现实空间,成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空间转换。

  雅集的乡土认同与空间改造

  复建“水西庄”一方面是追认天津的诗词传统,另一方面也帮助“城南诗社”从雅集走向更为实际的乡土文献整理与空间改造。高凌雯数十年致力于整理乡邦文献,著有《志余随笔》;王守恂著有《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崇祀乡贤祠诸先生事略》等。这些文献整理对于天津的文化与历史保护都有重要意义。

  同时,“城南诗社”众人还投身于当地教育。高凌雯、林墨青等人所办的社会教育、小学教育,颇受重视。徐兆光在1930年与苏星桥等人创办葛沽保国民小学校,任名誉校长。陈宝泉1930年改组省立河北大学,分设医、农学院于保定,而将其他科系并入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工业等学院。作为核心人物的严修,1897年即开办严氏学塾,1903年开办严氏女塾,此后陆续开办私立中学、保姆讲习所、南开大学等学校。“至此,一个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包括女中、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校体系在天津形成。以家宅为基地,从只有几个学生起步,发展到如此之规模,这在中国近代学校史中,实属罕见之事。”(赵宝琪、张凤民主编《天津教育史》)诗社成员以乡土认同为导向,使该文学团体在社会上发挥多重作用,改变了诗社早期散漫式的诗词宴会,将其转变成一个具有强烈本地认同的文人团体,由此展开系列活动,参与城市生活并展露文化个性。

  城南诗社的活动与其他雅集最大不同在于,他们不仅是追怀古典文化传统,唱和集会,更在于他们有意“复建”传统空间,将乡土认同融入现代城市建设。近年来,城市空间改造和地域文化认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早期“城南诗社”的做法与精神无疑值得借鉴与追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文人群体与现代天津的文化空间”(16FZW04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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