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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南联大 我们可以讨论些什么?

来源: 华西都市报 2018年1月19日 第10版     发稿时间: 2018-01-19 16:49

  

  梅贻琦

  

  林徽因和梁思成。

  

  泰戈尔访华时期与徐志摩、林徽因合影。

  

  西南联大化学实验室。

  

  闻一多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无问西东》的导演,想必把名家散文、小说看得很熟,某些镜头划过时,文学爱好者看了,总忍不住会心一笑。比如王力宏的冰糖莲子,日本飞机在上空炸着,他神色自若,拿着漱口缸煮莲子喝,似乎还有几颗红枣、枸杞,难免不让人想起汪曾祺的《跑警报》:

  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能发生交集的,当然不只是冰糖莲子。无论是一连片的茅草屋顶、抱着恐龙化石跑警报、“山羊胡子”教授念民离散而相失兮……都能从故纸堆里,找出相关的对应,每一幕流动的人像,就是一个线索,观影后深挖,都是宝藏。

  电影有四个章节,心醉的唯有第二章节,讲述西南联大的部分,因此也只做了些与之有关的考据。

  茅草屋、林徽因和五易其稿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写过不少回忆文章,连《昆明的雨》都有,说雨季相当长,下下停停、停停下下。电影里,也是同样的雨多,教授一边讲课,一边雨冲漏了屋顶,淋湿了他的蓝色长衫。

  在一些回忆文章里,也有不漏雨的铁皮屋顶,一下雨,铁皮屋顶就响了。有次,金岳霖上课,正好下大雨,他嗓门大不过屋顶上的雨声,说,咱们停课赏雨吧。也有一说是陈岱孙,在黑板上一笔一笔描出4个尺长大字——“停课赏雨”,两人的特点都是没结婚。

  杨振宁也有对西南联大的记忆: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这样的房屋,显然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然而也是不得已为之,设计者至今都很有名气,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抗日战争来临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渡(参照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说法),先是在长沙办学,但当地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又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西南联大。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建筑专家,接受了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的任务。

  当时,三个学校校长,分别是清华大学梅贻琦、北京大学蒋梦麟和南开大学张伯苓,西南联大成立后,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真正管理联大的人只有梅贻琦。

  在众多回忆文章里,梅贻琦都是老好人的形象,却唯独给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个钉子。据称,两人辛苦了一个月,把一流的校舍方案放在梅贻琦面前,梅贻琦却摇头否定:学校没钱实施这样的方案。

  夫妻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手稿,梅贻琦还是一再否定,改到第五稿时,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砖墙变土墙了,梅贻琦还是没通过。据说梁思成很生气,把图纸一摔,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校舍?

  梅贻琦说,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部分教室用铁皮做顶,其余统统做茅草屋。梁思成仍然生气,农民都会建茅草屋,还需要找我这个建筑专家?梅贻琦忙劝住他:国难当头,茅草建大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事实上,从1938年7月,西南联大选定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时,初步预算暂定为20万元,但随着战事扩大,拨款经费被砍掉六成,剩下的经费,还很难到位,茅草屋确实也是不得已。

  后来,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曾回忆两人当初改设计稿的情形,说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跑警报、冰糖莲子和聪明女人的信

  跑警报本是件性命攸关的事,但西南联大的师生,偏偏都要装得不在乎,比如电影里王力宏扮演的沈光耀,还能煮一盅冰糖莲子来。

  鹿桥在小说《未央歌》里,也写出这份得意——外文系的学生说“警报是对学习第二外国语最有利的,我非在躲警报躺在山上树下时记不熟法文里不规则动词的变化”。

  林徽因也是如此,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里,她一方面吐槽“我恨不得有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用她们打字机的猛烈敲击声去盖过刺耳的空袭警报”,一方面又说“每次空袭过后,我们总会像专家一样略作评论,这个炸弹很一般嘛”。

  汪曾祺则专门写了一篇《跑警报》,还特意解释了这个跑字,说是: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这种风度,有点像吴岭澜听泰戈尔访华演讲时,王国维、梁启超、徐志摩等等,“那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

  不止冰糖莲子,汪曾祺还贡献了不少八卦,比如金岳霖的情书:

  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

  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这就让人浮想联翩了)。

  山羊胡子、定胜糕和联大教授

  《无问西东》的末尾,是一组组老照片,那些照片上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明星,一张张看下去,会让人忍不住落下泪来。

  比如那个只有下巴上有胡子的,所谓“山羊胡子”,是闻一多。去云南时,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一多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他在电影教授学生的,正是楚辞,《九章》里的句子“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胜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意为上天不善待地下生灵,为什么要用战争来惩罚人们的罪过,百姓分离散开彼此失去联系,正在仲春播种季却不得不向东迁移。也是很应景了。

  抱着恐龙跑警报的,应该是袁复礼,他是有名的地质学专家,发现过二齿器和袁氏龙等72具各类爬行动物化石。

  西迁昆明时,同行教师有闻一多、袁复礼等11位,他当时已45岁,是这支队伍中的长者之一。他和学生们一起,每天步行30多公里,行程1663公里,步行了68天。他为此感叹:“年近五十(岁),步行三千(里)。”

  袁复礼是地质学的专家,长途步行中,常手持地质锤,腰系罗盘,不时敲打着岩石露头,有时还在小本上记录和画图。每天能画出一条路线地质图。一路上,他带着学生采集标本、化石,一路观察记录,路过贵州侗乡时,还参观了一个汞矿,了解矿工们如何用土法炼出朱砂。沿途中,他还拍摄了不少照片,闻一多、李继侗、黄子坚等老师都在合影上,只没有他,因为都是他拍的。

  冯友兰回忆梅贻琦时,说:清华建校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是教授们不断争论的焦点,那就是大学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教育学生,培养什么人才,大家各持己见,彼此各不相让。梅贻琦则始终认为: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在他看来,教师除了传授知识,也要树立德行楷模: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关于梅贻琦,倒也说得出有趣的八卦,是他夫人卖点心。

  西南联大时期,不少教授家里都清苦,比如朱自清家孩子多,他天冷了只有披蓑衣。梅贻琦虽然是校长,家里五个子女都在读书,也是艰苦。夫人韩咏华没有工作,为了给他减轻负担,就和赵瑞云、袁复礼、潘光旦的夫人合作,做了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卖,米糕表面,还用红糖浆写上“定胜糕”的名字,取抗战一定胜利的意头。

  下着雨,还和学生一起奔跑在操场的,是马约翰,如今清华大学体育馆旁,还有他一座大理石石像。

  何炳棣说,即便是冬天,马约翰也要学生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一起做体操、打球。学生回忆他上课,一直用英文强调:You young boys, Should exercise,exercise!有次,他骑自行车时,一位年轻人骑车超过了他,还讥笑他。他拼命追上了,却得了感冒,还不幸转成了肺炎,后来才治好。

  汪曾祺说他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鬈发。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他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

  沈光耀、飞虎队和八百学子上战场

  沈崇诲虽然为沈光耀原型,但他并没有读过西南联大,事实上,西南联大投笔从戎的学生不少,有800之说,也有1100之说。

  在朱洪海记录的王伯惠(曾以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大四学生身份参军)口述文章里,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是西南联大1944届的毕业生,当时国民政府征调从军,这一届的大学毕业生全部被征调2年从军当翻译,大学三年级以下、中学的不征调。西南联大咱们这一届从军的有1100人。当时在昆明成立译员训练班,重庆也有,主要目的是培训翻译,在部队就叫译员。

  西南联大就在院内立了个石碑,把所有从军同学的名字都刻到碑上,碑上有八百多人的名字,后来就有八百学子上战场这么一个说法。

  正如他的口述,当时美军前来,需要不少翻译人才。1943年11月,梅贻琦就做过动员讲话,因为缺乏翻译人才,数百名美军不能发挥作用,“国家急切需要你们,希望同学们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他的一对儿女梅祖彦、梅祖彤也报名参军。

  特别的是,林徽因和飞行员们也有交集,在梁从诫的回忆里,他们逃往昆明时,林徽因在湘西患上急性肺炎,得到了一群空军学员的帮助,彼此成了朋友。萧乾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期,梁家周末聚会时,“徽因就像往时谈论文学作品那样,充满激情地谈论着空军英雄们的事迹”。

  看过白先勇《一把青》的人都知道,空军是很容易牺牲的,家属往往容易守寡,嫁了这一个,死了,嫁另一个,可能也死了。

  林徽因的空军弟弟们,也一个个为国捐躯了,他们后方没有亲属,留的联系地址都是梁思成、林徽因家。于是,梁家一次又一次收到部队寄来的阵亡通知书,以及他们的日记本、钢笔、照片、喜爱的西洋唱片和留声机等私人遗物。每一次接到遗物,林徽因都捧着它们,泣不成声,心“炸成了窟窿”。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进入空军学校,他也在空战中牺牲了,林徽因病中写下《哭三弟恒》,哀悼所有当空军的弟弟们: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虽然如此,她懂其中的意义,却依然为这些年轻的生命伤痛: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记者 张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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