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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里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抗战期间最惨痛的其实是南开

来源: 东方网     发稿时间: 2018-01-19 15:58

文/李秉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天津也陷于战火中。7月29日凌晨,以南开大学为据点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8师一部,从八里台进攻海光寺日本兵营及日租界。下午,日军飞机重点轰炸天津重要设施及军事目标,驻守南开大学的第38师预备营被炸死百余名官兵,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被毁。30日下午,日军百余名乘车携汽油至南开大学,到处放火,思源堂、芝琴楼、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

 

 

 

日寇轰炸前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被日寇轰炸后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惨状

与此同时,南开中学、南开女中也在多次轰炸中被毁。私立南开大学是抗战开始后第一所毁于战火中的高等学校。据统计,包括房屋、地产、图书、仪器、标本、机器、家具等的损失,时值663万元法币。

南开大学被炸时,校长张伯苓不在天津。7月初,他作为著名教育家应邀赴江西庐山参加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商讨国是谈话会。7月16日,在第一次共同谈话会上,蒋介石向与会人士表达了对日抵抗到底的决心:“战争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土寸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7月20日,在教育组谈话会上,张伯苓率先提议:“我们应不分党派,团结在一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与会人士全体签名发表拥护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宣言。随后,张伯苓赴南京。29日夜,张伯苓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悲痛欲绝。30日晨,教育部长王世杰亲向张伯苓表示慰问并郑重表示:“大变敉平,政府必负责恢复该校旧有规模。”下午,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现已在京成立南开办事处。”

在抗战初期特殊的氛围中,南开大学作为战时中国一个惨痛的象征,引发了教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黄炎培著文称:“今敌人发于政治上的凶欲,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嫉恨,并且它所养成的青年,他们的思想与能力是给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致出于最残酷的一种手段。”日军“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胡适及茅盾、郭沫若等文化界名流、上海各大学联合会纷纷致书电慰张伯苓。

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约见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会谈中,痛感办学心血被毁的张伯苓慷慨而言:“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蒋介石。蒋氏当时即明确地安慰张伯苓:“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蒋介石这番话,决不仅仅只是对老友张伯苓的安慰和对教育文化设施毁于战火的痛心,也极大提升了南开大学作为战时教育被毁标志性象征的意味,表达了国民政府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此后,这番承诺成为张伯苓建设重庆南渝中学、重建南开大学的“护身符咒”,南开的命运及历史轨迹由此巨变。

1930年8月1日,蒋介石会见张伯苓并发表支持南开重建的讲话。8月中旬,教育部在南京与参加庐山国是谈话会后不及北归的北大、清华、南开三位校长进行协商,商讨平津失陷后救济三校的办法。由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为数极多,势非借读所可以完全救济”,“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并使学生完成学业,且隐为内地高等教育扩大规模起见”,经蒋介石批准,教育部决定在长沙、西安各设立一所临时大学。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在长沙修建了一所新校舍,正可用来安置三校师生。8月28日,教育部致函清华校长梅贻琦:“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梅贻琦遂放弃北上计划,转赴长沙筹备临时大学成立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由撤出平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的命令。

此时,推动北大、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的内在因素还有四个:一是私立南开大学规模虽小但极具办学特色;二是张伯苓先生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蓝本办学,与教员中欧美留学生占主流的清华、北大具有较多的认同感;三是南开毁于战火,引发教育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四是倡议推动三校联合的,当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梅贻琦出身南开中学,向以张伯苓学生自居;蒋梦麟也对张伯苓极为敬重。这种不同寻常的人际关系,也是三校合作的重要因素。此外,倡导三校合作者还有时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胡适和傅斯年等文化名流,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武汉告急,长沙已非安全之地。此时,长沙临大是否搬迁成为师生议论的焦点。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表示,长沙绝对安全,省府全力支持临大办学。但临大常委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应该提前从容搬迁,并选择一个安全地点,以免战火临近后自乱导致重大损失。他们决定迁至云南省会昆明,一是昆明地处西南较为安全;二是有滇越铁路可与国外联系,图书及设备的采购较为方便。迁校方案上报教育部后,常委蒋梦麟又专程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

1937年底,教育部对全国高等教育再次进行战时统一规划,既有“因战事而失业之教员与费用断绝之学生,流离失所,亟应救济”的缘故,要“为国储才”,也为发展西部高等教育、推进边疆文化起见,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移驻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随后,长沙临大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艰难搬迁。1938年4月2日,经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教育部正式发布命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西南联大正式建立。

自1937年11月起,教育部总务司开始拨给南开大学国立经费,补助费2333.1元;12月经费计法币5000元,另有补助2333.1元。1938年,南开大学全年经费13 500元,1939年度补助费30 800元,1940年度补助费30 800元,1941年度补助费29 501元,均由教育部发给。南开大学得以在政府支持下艰难重生。

本文摘自五卷本《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第四卷《浴火重生(1937-1945)》

李秉谦的五卷本《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私立大学从萌芽、勃兴,到壮大、迁徙,再到调整、裁撤乃至终成绝响的历史进程。具体选取了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朝阳大学等私立大学做样本,采用史传结合的春秋笔法,既有对私立大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又有私立大学发展过程中相关人物的传记,史为骨架、传为血肉,史传一体,相得益彰,为总结中国教育的历史经验做出了大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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