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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记忆

来源: 今晚报 2017年11月10日16版     发稿时间: 2017-11-14 10:22

  陈德弟

  

  

  

  

  今年是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四十周年。作者作为首届高考的亲历者,为我们追述那个年代的学子形象。 ——编者

  我曾先后参加1977年和1978年的两届高考。1978年夏,我终于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哥哥姐姐对我的阅读启蒙

  我是天津市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皆是工人。他们本不识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受了“扫盲”教育,认识了不少字,能读书看报,但不会书写。他们迫于工作和生活压力,无暇顾及我们兄弟姊妹的学习。我的兄弟姊妹多,家境贫寒,当时蜗居于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平房,此房又坐落在一个有六户人家的狭窄院落中。环境嘈杂,学习条件极差。

  使我养成好学勤思习惯的启蒙老师,应该是我的大姐和大哥。1963年,大姐在读中专,放寒假时,屋外天寒地冻,我们几个较小的弟弟、妹妹围坐在大姐身边,她便给我们讲故事。大姐喜欢看书,古今中外的名著看了不少,文化知识很丰富。她当时给我们讲的故事很多:有阿凡提的故事,有安徒生童话,有中国古代神话等等。每次我都聚精会神地听,遇到有疑惑的地方,还时常追问。听到稀奇古怪的情节,觉得新鲜,小孩子的那种好奇心,驱使我反复琢磨。

  大哥则买了很多小人书,现在称连环画,有成套的《水浒》《杨家将》《岳飞传》和《红楼梦》等。我有时间就翻上一翻,图下释文我不认识,二哥有时给我读一读,讲一讲。我非常喜欢看古人装束、骑马打仗、刀枪剑戟及小桥流水等画面,见到特别钟爱的,就一边欣赏,一边用白纸涂鸦。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十分渴望识字,渴望读书学习。

  1965年夏,我该上小学了。二哥带我到离家最近的学校去报名,招生老师看罢户口本上我的出生年月,说我的生日小,今年不行,让明年再上。我哭着回家了。

  “文革”中的识字学习

  谁会料到,第二年“文革”开始了,全国动乱,停止招生。到了1968年,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学校才又招生。因此,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已近十岁。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批判所谓的“师道尊严”和“白专道路”。因此“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学校正规教育惨遭破坏。

  那时,我们每天只上两节课,安排在上午,有时不上课,也不留作业,学校经常组织去工厂参观、上街游行。中学时,学工、学农、学军“拉练”非常频繁,课堂系统授课反而成了“副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同学们不读书学习,整天浑浑噩噩,以各种方式的“玩儿”来打发时光。当时的我也不例外,上学前即学会了游泳,上学后加入了区级游泳培训队,每日下午训练。其它闲暇时间,则以打牌、下棋、斗蟋蟀等度日。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增多以及哥哥、姐姐们走入社会后的经验,加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使我对读书学习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读书学习还是很有用的。

  当时,“大字报”无处不在,学校里、街道上、烟囱壁、桥梁处,凡是能写能贴的地方皆有,构成了一道特殊景观,而且多用毛笔书写,或配上漫画,以丑化“阶级敌人”。每见此,我常想,这一切都需要文化啊!吃饭时,我坐在收音机旁,特别喜爱收听天津的著名播音员关山朗诵的配乐长诗《雷锋之歌》。听着那朗朗上口、隽永押韵的诗歌,我十分钦佩作者贺敬之老师,觉得贺老师真有学问,这诗篇写得太棒了。

  另外,同学们学军去外地“拉练”,有的给父母写信,十分吃力,写的家信,错字连篇,词不达意,闹出许多笑话,还有的根本写不出来,让我代笔。通过这些事情,我越发意识到,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读书写作,需要文化知识,我的好学之情重被点燃。

  于是,我暗下决心,只要有闲暇,就读书阅报,背诵家家都有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剧本里较好的唱词(现在我尚能背诵出很多段落)。见到报纸上有好的诗文,我就把它们抄录下来。这样既增长了知识、词汇量,又练习了写作和钢笔书法。

  “文革”前出版的书籍,皆以宣扬“封资修”的口实给予查抄,然后焚毁,或送造纸厂再造。在唯一出售图书的新华书店里,所售书籍也寥寥无几。有段时间,二哥和我到处寻借古典小说和唐诗宋词(当时,仍有人收藏此类书籍)。友人借给我们时,往往叮嘱两三日内必须阅毕归还——人们害怕被发现,遭举报,受牵连——所以,我们借来后,偷偷疯狂地阅读,不分昼夜地交替看。有时,大家肩并肩头挨头同时阅读。四大名著及《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在我念初中前,就这样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地读了一遍。我还抄写了不少古人的诗词。从那时起,我便爱上了古典文学,爱上了历史。

  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

  1976年,已是“文革”的第十个年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国家被折腾得百孔千疮。就在这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了。当时,我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上山下乡”,要么继续上高中——那时读高中不用考试,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直接升入。我决定留在原校志成道中学继续念高中。

  又是没有料到,上高中仅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党就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动乱无序的“文革”。翌年九月,又宣布恢复中断十一年的高考,真是大快人心,举国欢庆。我赶上这么好的时机,真的太幸运了!后来,我想:我当初决定继续求学读高中,与其说是那时的较好选择,不如说无论什么时代,只要是读书、求学,永远是正确的选择。

  读高一时,国家虽百废齐兴,但振兴教育的力度格外大。我们高中生也开始有了周考、月考、单元考的频繁考试。所考成绩,记录在册。“文革”后,全国举行的第一届高考是在1977年的冬天。当时,我作为在校高中生的优秀学生,和社会上符合条件的各类人员一起参加了高考。我的成绩达到了一般的录取分数线,但当时对在校高中生录取的标准要更高,因而我未被录取。但我很幸运自己参加了这次高考。它不但有历史意义,于我来说,它也是一次演练。此后,我信心倍增,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读书也更用功了。

  如火如荼的备考

  “文革”时期,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我的小学、中学基本虚度了——尽管我没有完全放弃学业,但基础不牢,知识贫乏。于是,一上高中,我立即退出游泳队,找寻出中学的各科教材,一边念高中,一边复习初中知识,夯实基础,以备高考。

  那时,我们没有统一教材,没有任何参考材料,也没有人知道高考大致考什么,怎样有针对性地复习。老师叮嘱我们最多的话,就是“多学、多看、多练、多记”。我又拿出当年寻借古典小说的精神,发动亲戚朋友,到处借“文革”前的高中课本和参考材料——可是,绝少人家收藏这类书籍。最后总算借到几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

  学校为了帮助我们考大学,也是数策并举——先是组建“高考班”,由经过多轮考试、成绩较佳的同学组成,我有幸忝列其中;然后,派出各个学科中讲课最棒的教师为我们授课,并把最好的教室提供给我们使用。任课教师没有计较“文革”期间对他们的不公,以大爱的胸怀,全身心投入教学;并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我们寻找“文革”前的高考复习题,然后刻板、油印,发给我们,以充实复习材料。

  前面说过,我们家里学习环境和条件都很差。我怀揣着上大学的梦想,饱含好学、勤思、想当文学家的激情,每天一大早儿就到了学校,复习功课,放学后日落西山了才回家。我要利用学校窗明几净的教室刻苦学习。

  那时的我似乎没有疲惫的时候,那劲头儿和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强烈的考上大学的愿望,二是反省“文革”时期虚度青春的自责,三是强烈的好学求知欲望。每当自己感觉知识不够用、学得不够好时,我就十分懊悔“文革”时浪费的大好时光——“那时如果不天天打牌、下棋,多读一些书,该有多好啊!”我恨自己虚度了青春,经常产生这样后悔的想法。有悔悟始知奋进,我充分利用一切时间抓紧学习。从家里到学校大约有三公里路程,需要步行半小时,我利用每天的往返时间,边走路边默记英文单词,有时也背诵一些古文诗词。一年多下来,还是很有收获的。

  我当时读的是两年制的高中。记得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寒风凛冽,间或飘雪,我每天依然冒着严寒,背着装得满满的备考资料的书包,来到空无一人的教室学习。教室很冷,因为放假不再生火(当时教室里没有暖气,平时靠燃煤炉火取暖),我就坐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享受着学习的快乐。每当解开一道数学难题,或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作文,心里总是暖融融的……

  转眼就到了1978年的高考了。那时,文、理专业各要考六门课程,除外语专业需考口语增加一天外,其它专业连考三天。七月下旬,天气湿热,我从家到考点,大约要走五十分钟,为了中午能够复习下午要考的科目,我便带上复习材料和馒头、咸鸭蛋、白茶缸,上午考试完毕不回家,坐在教室里,吃着馒头,就着咸鸭蛋,喝着白开水,复习着下午要考的课程……

  “好像脑袋没有长在自己的肩上”

  星移斗转,流水年华,往事如歌,一晃四十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有根本性的改变。时移世易,很多事物,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通过我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状况,通过我的两次高考经历,通过我三十多年工作的磨炼,通过我的观察和了解,在77、78级大学生身上,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有许多珍贵精神遗产应当继承。

  半个世纪前,那场从高校开始、蔓延到全国各行各业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动乱,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晓得当时的状况。当时有一个套语,在报纸上、大字报甚至学生作文中屡屡出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动乱程度。“文革”刚开始的几年,全国的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停政,打、砸、抢、烧、抄家、批斗、游行、串联、“动员”上山下乡等等,其混乱状态无法用文字描述。

  在教育领域,我在前面所述的小学、中学的上课状况,全国皆如此,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在他们大好年华、正值学习文化知识的好时期,却没能很好地在学校接受教育,荒废了学业,虚度了青春。那时的人们,较少有独立的思想,一窝蜂地跟进,正如一些从“文革”过来的长者所言,“当时,好像脑袋没有长在自己的肩上。”这很值得深思。

  人最本质的体现、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有思想。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独立的思想,正确的判断,才能选对适合自己成长、发展的道路,才能朝着光明的方向奋进,也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成就;否则,就会走弯路、走错路,甚或失败,可见独立思想之重要。

  “文革”时期,我还是一个青少年,根本提不上有什么独立“思想”,不过朴素的直觉告诉我,读书看报写家信,都需要文化。正因这种自觉意识,我没有完全放弃学习,所以在恢复高考后,我才考上了大学。

  读书修身无止境

  如今,改革开放,经济繁荣,中外交流,古今碰撞,思想多元,社会复杂,人心浮躁,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问题、矛盾多多。我们无法选择时代与社会。面对这样的现实,就应冷静观察,独立思考,理智分析和判断;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与底蕴之后,人才会有定力,才可宁静致远,才不会盲从。

  因为人有思想,有见解,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惟其复杂,所以人类既有大美,亦有大丑,既有大善,亦有大恶。看看媒体曝光的那些犯罪的“大老虎”丑态,就了解了人类的复杂性。我们要努力修炼自己、完善自己,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行。

  曾几何时,社会上流行这种说法:“高考改变命运。”自恢复高考以来,我们国家培养出了千百万人才,高考确实改变了像我这样的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因为高考,曾经的“知青”成了政治家、科学家;因为高考,工人成了大学教授,农民成了知名学者;因为高考,山里的孩子来到了城市,普通百姓出国留学……我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发展,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莘莘学子,前程一片光明。他们在各行各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做着贡献,同时也改善着自己的生活、生存状况。

  很多贤才俊彦,担任了国家的各级领导,这本是非常值得骄傲、感恩的事情。可是,由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党政官员、科学家、企业家、学者,不注意自身修德养性、优化品行、继续学习、慎独自律,而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事犯罪活动,结果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高考改变命运”是事实,而修行自己、完善自己更为重要;否则,“命运”还会有变化的。持续优化个人的品行,提升自己的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是一辈子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读书学习,提升自己的修为,才能升华境界和思想。

  “77、78级现象”

  77、78级大学生人才辈出,在政界、学界、商界都产生了许多领军人物,被称为“77、78级现象”。这和其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有人在互联网上说:“不会再有哪一级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级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级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坚毅的个性通晓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事功,但一定会记录这一群体的作为和贡献。

  我是平凡的,也是幸运的。作为77、78级中的一员,我年龄较小,没有他们特别是“老三届”上山下乡的非凡经历。除了直觉领悟到要学会独立思考、靠读书学习来改变命运的道理外,我也感受到了这个群体站得高、看得远、砥砺思想、不惧吃苦的精神。同时,在此之中,我也学到了定下一个目标,矢志不渝朝其奋进的治学方法。

  据我所知,我们南开大学的77、78级同学中,就出了很多的科学家和著名学者,他们今天的声望与成就,既不是靠家庭背景,也不是靠个人运气,更不是靠所谓的关系人脉——他们完全靠自己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而获得的。这些人,一旦定下奋斗目标,就再也不考虑其它了:什么“下海”赚大钱,什么“跑官、要官”,什么“灯红酒绿”,一切皆不为所动;而是静下心来,数十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地学习、工作——或进入实验室,常常错过用餐时间,或青灯黄卷,宵漏笔耕依然,如此而为,能不成功吗?

  1977年高考的恢复,不是简单恢复上大学考试问题,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秩序的重建,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更改变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方向。从那时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的共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们把四十年前恢复高考,说成是拯救了民族和国家都不为过。  

  10月31日下午,南开大学党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9月19日-25日举行,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