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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王造时

来源: 今晚报2017年10月6日8版     发稿时间: 2017-10-19 18:33

李新宇

  众所周知,梁启超本来的理想是君主立宪,保留大清皇帝,建成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国家。然而,到了帝制终结,共和建成,他接受了这个现实。而在共和国真正面临危机的时候,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他都成了民主共和的维护者。所以,这位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思想者和宣传家,后来却成了两次再造共和的元勋。然而,到了北伐军兴,他却无力回天,遭遇的是种种尴尬、忧虑和痛苦。

  他对时代潮流的不良感受,开始于国民革命兴起之际。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庆祝国庆节,校长曹云祥特邀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建立后十余年的乱象进行了分析,并将原因归之于国民党,认为他们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只知捣乱而不知合作。梁启超说:“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国民党是要负重大责任的。”

  后来那些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学者,面对梁启超的这种态度,往往给予批驳,其态度温和者,则要强调梁氏历来多变,没有立场,观点自相矛盾,等等。不过,仔细考察,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却并不自相矛盾,也并不多变,而是始终坚持同样的看法。

  相比于知识分子个体,政党的力量是巨大的。成长中的年轻人,更容易受新潮的影响。此时的北京,国民党人鼓动与政府对立;这种舆论,已经影响着广大青年人。无论什么时候,青年总是容易对现实不满。当时的青年对现实不满,就容易站在作为反抗者的国民党一边。梁启超的演讲吸引了一大群听众,在这近千名听众中有一个青年,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

  王造时14岁便以江西省前五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至梁启超做演讲的1923年,他已经在清华读书六年。这个刚刚20岁的青年听了梁启超的演讲,不仅无法接受,而且非常愤怒。回宿舍之后,他连夜写成一篇《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我听讲的态度》,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文章的开头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

  文章指责梁启超一贯反对国民革命,并且拥护袁世凯;在袁世凯倒台之后,他又组织宪法研究会,拥护段祺瑞。总之,梁启超总是与北洋军阀站在一起。王造时得出结论:“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绝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责任),而是梁任公先生和那些勾结北洋军阀,以及热衷于搞派系的保皇党人物(之责)。”

  文章刊出后,在学校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校长曹云祥为维护教师的声誉,把王造时找到办公室,批评他不该写文章骂先生,希望他能够向梁启超道歉。王造时说:“在学校我是学生,在社会我是公民;梁先生可以谈国事,我也可以谈国事;梁先生可以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我也可以批评梁启超和研究系。请问:我错在哪里,罪在何处?”校长对他的态度很恼火,警告他如果不向梁先生道歉,侮辱师长的学生会被开除!王造时却坚持认为自己无错,不愿向梁启超道歉。

  国民党人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插手,对王造时表示支持。在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之下,王造时更觉得自己没错,所以绝不低头。他和几个同学商量,找校长重申自己的见解:学生与先生有不同见解,写文章批评先生,就应该认错吗?如果校长因此开除我,我就要向社会呼吁,向法庭控诉。王造时之所以表示这样的态度,意在威胁曹云祥。因为大家都知道,清华在短短的几年里,已经赶走了三任校长。

  最后,王造时没有被开除,这倒不是校长害怕被赶走,而是因为国民党北京党部主办的《时言报》转载了王造时那篇文章,而且特地加了“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的按语,已经弄得满城风雨。曹云祥不愿把事情闹大。梁启超很尴尬,只好辞去清华教职。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晨报》请梁启超对孙文一生功过做总结。梁启超于转天发表的《孙文的价值》,首先对孙文作了肯定,接下来表达了对孙文的一个看法:“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是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梁启超还说:“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梁启超的谈话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强烈不满。孙文开吊那天,梁启超前去吊唁,遭到党人围攻。虽有汪精卫及时解围,却使梁启超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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