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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改变命运的那次高考

来源: 南开大学报     发稿时间: 2017-10-12 15:54

  作者:周荐

  我生也晚,是“文革”末期从城市到农村务农的知青,1975年9月开始插队落户。此时“文革”早成强弩之末,躁动期的慷慨激昂已无踪迹可寻,连歌曲都已呈歇斯底里之态,一首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歌词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知青运动亦复如是。如果说最初的知青运动,知青本人还有初生之犊的豪情,贫下中农还因新鲜而有些许热情,此时则已是知青人人抵触,农村处处排斥。即使还有个别知青“讲用”时信誓旦旦表示自己要“扎根务农一辈子”,听者无不报以一笑。大家心知肚明:其中的一些人,图的大概就是一顿吃喝;吃喝过后,走后门回城,他们绝对是“当仁不让”的。

  北方农村当年的生活异常艰苦,尤其是秋冬,天气肃杀,草木凋零。冬天无事可干谓之冬闲,老乡们整日猫在家里,众知青无工可出,蜷缩土炕上,仨一群俩一伙凑在一起,或打扑克,或喝小酒,打发无聊的时光。我有读书习惯,无论什么环境,总手捧书本自我陶醉。这显得很另类。1977年10月,公社让大队派人出河工,支书选中了我。我二话不说,就到了工地。河工十分辛苦,白天是超负荷的劳动,晚上累得像条狗,恨不得草草吃完饭马上躺倒睡觉。但读书已成积习的我,选择与食堂做饭的大叔挨着躺在一起。他不累,睡得晚,开着灯听收音机里的样板戏什么的,我正好藉他的灯光看看书。10月20日晚8时,我刚刚打开书本,大叔的收音机里就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国家正式恢复“文革”中被中止十年的高考制度,12月就要正式高考的新闻。这不啻是平地一声惊雷,一瞬间,我被彻底惊呆了。那一夜,我没再打开书,而是手死攥住书,只反复地问自己一句话: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正是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刻,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然而,挖河工地几乎就是军事化管理,岂容你想来就来,说走就走?我也压根没敢想请假回家温习功课,尽管远在广西工作的爸爸给我拍来电报,甚至汇来路费命我马上请假回天津,报名准备高考。河工结束,回到村子,推开知青点的大门,院子里跑出来迎接我的只有猪、鸡、鸭,还有就是那条看家护院的大黑狗,阒无一人,知青们都返城温习功课去了。我去请假,书记起初以知青点不可无人为由不予批准,后经再次申请、交涉,书记这才放我离开,但只准假一周。回到天津,我从亲戚处搜罗到“文革”前的数理化课本,开始了紧张的高考准备;不懂之处,逢人便讨教。但几天过来我即明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过去从未学过的知识以自学的方式弥补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便仗恃着自己喜爱的文学功底,毅然决定报考文科。一周结束,我准时从城里回到村里。知青点里仍只有鸡鸭猪狗与我为伴。这样也好,我正可清静清静的温习我的功课。好心的生产队长安排我与一位胡大爷一起看场,这样,晚上在场院可藉灯光看书,白天如果不困也可用来温习。看书看累就睡,醒来抓起书来就读,是我高考前一个多月的备考状态。

  12月9日和10日,我走进县里一所中学的考场。考完,没有过度的紧张,回到知青点,日子照旧过,太阳照常升起,该干活干活,该读书读书,一切都与平日无异。转过年来的2月26日,中午时分,生产队长突然在我们知青的院子里大喊一声:周荐,赶快到公社去一趟!我不明就里,抓辆车子骑上就往公社跑。管知青的助理将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上,那一刻,我才体会到“泪水夺眶而出”的含义。回到知青点,知青伙伴们比我更早侦知了我的喜讯,他们一下子把我托举起来,抛向天空,一次,两次,三次……到校报到日就是两天之后,因此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翌日便要告别山村。当天下午我到各老乡家道别,而我的知青伙伴们,趁我不在时将我们大家一起养大的那条大黑狗宰杀了。回到知青点,看一眼大海碗里的炖狗肉,我又一次哭了。伙伴们嗫嚅着说:大家都很穷,拿不出钱来为你饯行,只好……我环顾一下伙伴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便把兜里的钱统统拿出来,买了酒,买了烟,买了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一晚,我和伙伴们都醉了。那是我人生头一次醉酒。之后的40年里我不知喝过多少次酒,但再没有像那样醉过,也似乎没有哪一餐胜过当年那一顿,浓郁的香,真挚的情,静谧的夜,幸福的泪……

  (作者为南开大学1977级中文系校友、南开大学澳门校友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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