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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留在了南开

来源: 南开大学报     发稿时间: 2017-10-12 15:52

  作者:武斌

  1977年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我因此有机会走进了大学校园。进入大学,对于我的精神史来说,是一个文化场景的转换,“精神气候”的转换,我走进了一处真正的文化殿堂,一个读书人的真正家园,一个有着“风声雨声读书声”意境的地方……

      读书人精神奔放的季节

  南开大学是一所很大很大的校园。一条大道横贯东西,沿路上分布着教学楼、学生宿舍和教师住宅区,楼房有不同的样式,有的是1919年建校初期的,大部分是50年代的苏式建筑,似乎在排列着学校沧桑的历史。几处不大的湖泊,分别镶嵌在校园的中心和边缘,湖中绿叶荷花,岸边杨柳依依。湖边一条条石凳上,总是有男生女生埋头读书的剪影,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时,走来几位步履有些蹒跚的老人,衣着简朴,面相平和,风度儒雅飘逸。他们或者腋下夹着几册书本,或者提着买菜的尼龙网兜,或者学生簇拥,或者默默独行,如果不经人指点,你绝对想不到从你面前走过的某位老人就是令人景仰的学界泰斗,比如老校长、著名化学家杨石先,或者是与郭沫若、范文澜比肩的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或者是《简爱》的中文译者、文学翻译家李霁野,或者是鲁迅的学生李何林,哲学家温公颐,数学家陈省身……远远望去,那是校园中最有色彩、最有魅力的风景。

  我入校的时候,王梓坤教授写的《科学发现纵横谈》正在热售之中,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此时王梓坤教授住的宿舍就与我们的宿舍相邻,时常见到他穿着一件旧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拿着一个饭盒去食堂,有时候也站在路边与我们闲聊上几句。据说,那本文笔优美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就是他趴在宿舍的床边写成的。

  南开有许多著名的校友,最令我引以为自豪的是,周总理也是南开的校友。1979年南开大学60年校庆,方毅副总理亲自来为周总理纪念碑揭幕,纪念碑上镌刻着周总理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爱南开的”。让我为之感动。这次校庆,是我参加过的最受感动的一次纪念活动。在校庆大会上,1946至1948届老校友集体献给学校一个横匾,上面镌刻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横匾后来就挂在图书馆的大厅里,每次走进图书馆,我的内心都会为这句古老的誓言而震撼、激动,并产生出无尽的感慨和思绪。我常想,大学所给予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某些专业的知识,更多的是它给予了我们一种文化、一种氛围、一种境界、一种精神。

  我们这一批大学生走进校门的时候,正赶上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季节,一个足以令读书人精神奔放的季节。这是一个春天的季节,这是放飞思想的季节。校园里处处涌动着奔放、昂扬、热烈甚至是激越的自由气氛,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被这样的气氛所感染,同时也在营造着这种气氛。同学们组织了许多社团,热烈而真诚地讨论着各种问题,教室、路边、食堂、宿舍,每一处都可能是热烈讨论的地方。那时涌现的学生们创办的许多刊物,成为一时的热门读物。

  读书的领域里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迹象。1978年4月的某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最近有一批60年代中期以前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将重印,5月1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出售,并且用了一大块版面刊登了全部的书目。于是,这一年的“五一”节不仅是劳动节,而且成了全国的“读书节”。从4月30日开始,就不断有人在书店的门前聚集,并自觉地排成了一条越来越长的队伍,等待着5月1日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书店前排队的长龙,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中,成为当时一个颇为壮观的文化景象。我和许多同学们都加入到等待买书的队伍中。其实,每一家书店里只有书目中一部分图书,而且只限量卖给每个人几种,我们在排完长长的队伍之后,就又急急忙忙地赶往别的书店,再排队买回另外几种书。就这样,一两天的时间我们跑完了天津的几家主要书店,仍然没有买全。于是,我又专门跑到北京,仍然是一家一家书店地排队。最后,我基本上买全了《人民日报》刊登书目上所列的书籍,其中有外国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第一、二册)《九三年》《艰难时世》《高老头》《易卜生戏剧四种》《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等,国内的作品有《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文观止》《东周列国志》《沫若剧作选》,姚)垠的《李自成》第一卷,赵朴初的《片石集》等等。当时,我们都认为开放这些文学名著只是暂时的,所以都怀着赶紧买的心态排队在书店的门前,谁也不相信以后竟然会敞开地出版,敞开地销售……

      翱翔于阅读和思考的广阔天空

  在南开读大学的4年,是我读书最集中、最广泛而且完全是以读书为生活中心的时期。除了我学的哲学专业以外,我的阅读涉及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这首先得益于学校的图书馆。图书馆为我打开了一片放飞阅读和思考的广阔天空。那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怀有如饥似渴的读书热情,图书馆永远是“人满为患”。为了能在阅览室里找到一个座位,每天晚饭后就急急忙忙地站到阅览室的门前,等待晚上开放的时刻。大门一开,同学们蜂拥而进,抢占座位。一旦坐定,大家就都埋头读书,安静极了。

  图书馆发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借书证,每个借书证一次可以借阅10本书。但是,也有一些还没有公开上架的书,一些仍然以内部读物名义出版的书,以及一些刚刚出版还没有副本的书,就只能在阅览室里阅读。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阅读机会,图书馆开放的时候我就去阅览室,闭馆以后我就在宿舍里读借来的书。这样,在这4年里,我把借阅部和阅览室里凡是觉得有兴趣的书都大体上翻阅了一遍。当然,其中相当大的部分也就是翻了一翻,囫囵吞枣,略知大概而已。好像哲学家培根说过:“有些书尝尝味道即可,另一些要吞下去,只有很少的要慢慢地咀嚼和消化。”我当时的读书状态大概就是这样。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一个如饥似渴的爱书人来说,突然面对如此丰盈的盛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可能顾不得选择和斯文就狼吞虎咽起来。

  我现在已经不能完全记得当时都读了哪些书,然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于连充满悲剧性格的形象,让我久久不能忘记,给我以巨大的心灵震撼。雨果的作品我读的很多,当时《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部电影的上映,使我的阅读有了更为形象直观的感受。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小说。有的同学曾经读过“文革”以前的版本,闲聊时就给我们讲“基督山恩仇记”的故事。大仲马的作品情节紧凑,悬念丛生,特别适合讲故事。所以,这位同学讲的“基督山”让我们都听得入迷。正巧,新版的《基督山伯爵》在这时候出版了,但是因为印数太少,图书馆只进了一套,只能在阅览室里读。我得知这个消息,每天早早吃完晚饭就等在阅览室门前,一开门就跑进去拿到这本书。这样,我用了5个晚上的时间,极为迅速地读完了全部4册《基督山伯爵》。虽然是在突击状态下读完的这部小说,但基督山伯爵那“高贵的复仇”的故事让我体验到一种阴冷的美丽,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正如高尔基所说的,《基督山伯爵》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

  我一直对历史著作保留着浓厚的兴趣,而那时主要的兴趣在世界史方面,特别是西方的文明史、文化史。我读过的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在我的阅读史上有特别意义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夫妇的巨著《世界文明史》。这部巨著原本是我在无意之中发现的。图书馆里有一间教师阅览室,平常去的人不多。一天,我走进这间阅览室,在一个书架上看到了这套《世界文明史》,是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繁体中文版,一共38册,在书架上摆了满满一排。我大体翻了一下,立即产生了读这部著作的强烈愿望。在图书馆老师的特许下,我大约用了三个多月的课余时间,在这间阅览室里从头到尾地通读了一遍,记了整整两本笔记。到了即将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还有许多没有仔细看的地方,于是又钻进了图书馆,把《世界文明史》再翻阅一遍,重点阅读了原来读的不够的地方,补充了一些原来忽略了的笔记。这部著作不仅篇幅浩大,内容极为丰富,而且在叙述上也多有独到之处,几千年的历史在他富有机智的讲述中,风光旖旎,高潮迭起,极具戏剧性和文学性,十分引人入胜。在我看来,威尔·杜兰的这部历史巨著,就是一部世界文明史的百科全书,是一座蕴藏着丰富精神财富的金矿。它向我敞开了一片极为广阔的知识和思想的天地,引领我阅尽几千年人类文明的辉煌和沧桑。在这伟大的历史文明面前,我的心里不时地激起一阵阵憧憬、兴奋和激动。那是一种十分奇妙和十分感人的阅读体验。虽然已经读过多年,我至今仍然不能忘怀。不仅是不能忘怀当时阅读这部巨著的丰富收获,而且也不能忘怀自己在那间阅览室里埋头苦读的心理感受和阅读体验。

      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也许是历代大学生中最奇妙的一个组合,一个最特殊的学生群体。当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在广大青年中压抑已久的热情、希望和企盼都汇聚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极为壮观的千军万马考大学的场面。而在少数有幸通过考试走进校园的青年中,既有来自工厂企业、国家机关的工人、干部,也有从农村来的知青、来自军营的战士,既有中小学的老师,也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师生、兄弟姊妹乃至夫妻一同走进大学校园的佳话。在我们的同学中,入学的时候,最大的年龄已经有30多岁,他们的孩子都有上小学的,而最小的年龄还不满20。就是这样一批不同年龄的、有着不同经历的人们,带着各自的阅历和知识,带着各自对人生社会的体验和感悟,由于一个历史的特殊机遇而走到了一起,成为朝夕相处的同学。这种奇特的聚合注定要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

  由于许多同学在到大学前都有丰富的阅读经历,闲谈中经常介绍以前读过的一些图书以及自己的阅读体验,讲故事就成了饭后茶余的经常性节目。我同宿舍有一位同学,每天晚上泡在图书馆里,没有目标地东翻西看,主要是看各种报刊杂志和小说,回到宿舍后,就把当天读到的国内外大事、社会新闻、学术信息等等向我们介绍一番。于是,晚上9点以后,就成了他的新闻发布会,带给我们许多有趣的信息。

  我们的老师中有一些是已经在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但是和同学们都相处得十分融洽,课后经常留下来和我们交谈,解惑释疑,有时候还到我们宿舍里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偶尔,遇到节假日,还可能请几个学生到家里吃饭聊天。那时候同学和老师完全处在一种平等、民主和自由交流的气氛之中。我和好几位老师的关系都很密切,星期天没有事的时候,就到老师家走走,或者是去请教学问,或者是借书还书,甚至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通,潜移默化之中,受到老师们许多智慧的启发和文化的滋润。

  在我的老师中,来往最为频繁、给我帮助最多的是车铭洲老师。车老师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的老家在山东,却全然没有山东大汉的剽悍和粗犷,而更像江南才子,思想开阔,思维敏捷,说话十分机智有趣。车老师当时给我们教现代西方哲学课,虽然他编写的讲义还冠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称,但在讲课中却总是说明各派哲学中哪些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这至少让我们获得了理解这些哲学派别的一个新的角度。并且每次讲课都能穿插一些有趣的花絮性话题,看似游离主题之外,其实包含智慧于其中。所以,车老师的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都认为车老师是思想最为活跃、最为开明的老师之一。

  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与车老师的来往相当频繁。那时候,车老师住在校园北面一处偏僻的平房里,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我到他家里去聊天。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目的,无非是听他说一些书外逸事,学界趣闻,臧否人物。后来,我向他提出,能否按照读研究生或带徒弟的方式,请他给我讲一些学问之道。于是以后的交往,就成了他单独给我开的一门课,以西方哲学史为中心,指导我读书和研究问题,指导我如何作笔记和写论文,他甚至还把自己的笔记拿给我看,以作示范。可以说,正是由于车老师的悉心指导,我才得以走进学问的大门,才走上了“做学问”这条路。车老师不仅教会了我怎样进行哲学思考,不仅教给我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技术性方法,更重要的是,从他那里我领略到一种学者的“生活状态”,也使我渐渐地走进了这种“状态”。后来,学术界的许多同行都说我做学问的思路和方法都与车老师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虽然,我并没有成为他的研究生,但却一直以车老师登堂入室的弟子自居,并且时刻不敢忘记师教。

  几年前,我去德国的美丽城市海德堡参观,在那里到处可以听到歌德的一句名言:“我的心遗失在了海德堡。”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驻留,也可能去过很多地方,但你的心只能留在一个地方。那是你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地方,是你的精神的安居之所。我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一个怀揣梦想、放飞灵魂的年龄。在那几年里,从教室、宿舍到图书馆,短暂的路程走过了上千回,却是走进知识、走进学问的漫漫长路;岸边垂柳、马蹄湖畔、并蒂荷花,滋养着我们的梦想的情怀。远望一位位大师的背影,激励着我们人格的成长;聆听一位位老师的教诲,寄托着前辈满满的期望,同学们激昂的热情,互相激荡着青春的力量。南开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是我终生事业的一个重要起点。

  我的心,留在了南开。

  (作者为南开大学1977级哲学系校友、南开大学辽宁校友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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