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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110年回眸 春柳社开先河 南开学校引进 大师大作天津先行

来源: 每日新报 2017年9月30日7版     发稿时间: 2017-10-06 10:44

李叔同《茶花女》成就话剧“第一声”

  今年,中国话剧迎来110周年。追本溯源,在东京创办中国首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作为中国人第一次扮演西洋话剧的李叔同,正是出生于津门。而将话剧直接从欧美引入中国、促成中国话剧从“舶来品”到“生根发芽”,天津南开学校新剧团更是“开路先锋”。

  从“中国话剧第一人”李叔同,到创建南开新剧团的张伯苓和张彭春、代表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曹禺……素有“中国话剧摇篮”之称、戏剧重镇的天津,孕育出中国戏剧大师、戏剧教育家,也见证中国话剧从诞生到发展相关的重要节点。

  说起李叔同,人们往往更多想起他在美术、书法上极高的造诣,及其出家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往事。殊不知,津门故里走出的李叔同,曾是中国话剧的第一人。110年前他所创办的春柳剧社,演出了中国话剧的第一幕,那个婀娜的“茶花女”也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第一抹魅影。

  《大公报》上登载的“春柳社简章”

  毗邻海河的河北区粮店后街60号院,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故居。1880年,李叔同就出生在此。李叔同的嫡孙女李莉娟介绍,李家先祖李锐,原籍浙江平湖,后来全家移居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到了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这一代,李家开始越来越兴盛。少年的李叔同,曾在天津著名“六大书院”之一的“辅仁书院”就读,自童年起就对艺术耳濡目染。与许多富家子弟一样,李叔同对京剧也是极度喜爱。李莉娟透露,祖父少年时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到戏园听戏,除了在舞台之下一饱耳福,李叔同也常要亲自上阵演绎一番。“当时他就是很有名的票友,喜欢唱,也喜欢演。”或许源于对京剧的热爱,让李叔同的心理早早埋下了戏剧的种子,“当时中国没有话剧这种形式,但是祖父应该是从一些国外进来的信息中听到过。”

  1905年,25岁的李叔同乘船东渡日本求学。“当时祖父考上的是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叔同那时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了当时在日本还被称为“新剧”的话剧,他和同学曾孝谷都对这一艺术形式产生了极大兴趣,两人时常结伴一起去观摩日本新派剧的表演。“话剧舞台上逼真的舞台布景,写实的演剧内容,耳目一新的舞台效果,都与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截然不同,对他们尤其具有吸引力。”1906年,李叔同和曾孝谷在日本发起成立“春柳社”,成立之初,二人以春柳社从事诗文、绘画、音乐、演绎的研究,探求艺术的发展为主要内容发表了“春柳社简章”。后来李叔同还将简章寄回天津,并且刊登在了1907年5月10日的天津《大公报》上。春柳社成立之后不久,苏北发生洪水灾害。李叔同和曾孝谷连夜在当时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举行“赈灾游艺会”、演出话剧《茶花女》、把演出收入捐给灾民的决定。“祖父他们那一代留学生,虽然人不在国内,但对国内的一举一动都很牵挂。”背景板、服装、宣传广告全部都出自这些留学生之手。“演出时的背景板,全都是祖父自己手绘的,因为那个时候谁都没演过,所以就干脆从头来。”李叔同在《茶花女》中出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当时祖父已经续起了小胡子,但是为了演出,就只能把胡子剃掉。”至今,李莉娟的手中还保存着当年李叔同出演《茶花女》的剧照,照片上的李叔同头上戴着卷发假头套,身穿西式拖地长裙,一条裙带紧束腰身,瘦长的身材更显得婀娜多姿。这张影像定格的不仅仅是李叔同年轻时在话剧舞台上留下的身影,还是中国话剧的第一声。

  南开学校校庆日必有新剧问世

  李叔同还曾主演独幕剧《生相怜》、《画家与其妹》和改编自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同样反响不凡,当时的春柳社名声大噪。1911年,李叔同学成回国,与春柳社和舞台的缘分告一段落。回国之后的李叔同到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之后虽未再登过舞台,但在学校中也曾组织过学生演出。李莉娟此前也和不少话剧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过交流,在他们看来李叔同在舞台上的表演虽是昙花一现,但是他和春柳社却开了中国话剧的先河,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

  在南开大学曹禺暨中国话剧研究中心研究员崔国良看来,“话剧110周年”的说法是以李叔同在日本的戏剧演出作为起点,“如果说以李叔同为发起人的春柳社是间接自日本将西方戏剧形式输入中国,那么天津南开,应该说是真正将中国话剧引向了现代化。这两条渠道汇合、发展而实现了当时欧洲话剧在中国兴起。”天津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于1908年赴美欧考察后,把欧洲话剧直接引进天津,转年自编自导自演三幕新剧《用非所学》,“1909年的1月,实际上仅仅差了一年多的时间,南开就有了这样一出中国现实生活题材的话剧。”崔国良认为,南开学校在当时这部批判学而优则仕的话剧作品,不同于一年多以前李叔同的演出,“《茶花女》本身是一部欧洲戏剧,演出也不是在国内而是在日本,应该说是一种间接的输入,这个引进是‘转手’的。”南开学校的新剧是张伯苓直接从欧美将话剧引到中国,“内容是中国题材的现实生活的戏。”此后,南开学校每届校庆之日必有一部新剧问世,1914年更组建了由本校师生共同参加的南开学校新剧团。陈省身先生曾经说过:“天津值得骄傲的,在戏剧的萌芽时代,产生了彭春先生和弘一大师李叔同。”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活动,历经数十年。

  还有一张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张彭春学的是哲学与教育学,却喜欢戏剧,据说留学时便常去百老汇观剧。“张彭春1915年2月14日前,‘已著短剧数篇’。目前只见到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三幕剧《闯入者》《灰衣人》,以及1915年末创作的独幕二景剧《醒》。”崔国良解释,当时中国话剧处在文明新戏所谓“幕表戏”阶段,少有完整的剧本编出,“1915年就已经有完整的剧本,这在当时的中国话剧演出团体中也是首当其冲,现实生活题材的话剧演出当时基本只有南开。”1916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彭春担任新剧团副团长,由于对欧美话剧有深入研究,南开新剧团在他的指导下,引入欧美话剧的演出体制,建立正规编导制度,“有剧本的演出才是现代化话剧完整形式的标志之一,可以说张彭春正是在剧本创作上将中国话剧推向现代话剧阶段,也开创了中国话剧实行剧本制、导演制的先河。”

  追溯曹禺天津往事

  从小看戏不少中学多演女角

  张彭春把西方的戏剧理论直接移植到南开新剧团,创作了不少话剧,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的曹禺,其戏剧表演才华很快被张彭春发现,成为南开新剧团的骨干。

  《雷雨》最早走出国门

  原天津戏剧博物馆馆长、现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黄殿祺特别提到,“当时张彭春指导话剧演出,时有高兴甚至会抱起曹禺,很多戏都是让他演。”据说当年张彭春在排练《国民公敌》时,发现曹禺身材矮小,便拉去充任女角。易卜生名剧《国民公敌》中的女主角裴特拉、《娜拉》中的女主角娜拉……他后来回忆时也曾谈及:“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应该说也是在张彭春的指导、鼓励之下,曹禺开始涉足戏剧创作。

  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也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虽然多反串女性,不过出演男性角色,由于个子不高,曹禺会在鞋子里面垫上东西让自己显得高一点,我想这应该也是受他小时候看过传统戏的启发,借鉴戏曲当中的靴子。”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幼年生活在今河北区意租界的一座小洋楼,过了桥就是光明影院、天华景戏院、劝业场……黄殿祺觉得,正是受到天津这座城市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影响,加上南开学校浓郁的艺术氛围、活跃思想观念的影响,才让后来曹禺创作出的一系列话剧经典之作,“而这些作品往往又都带有很强烈的民族特征。”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由引入发展到走向成熟,严格地讲是从曹禺的剧作问世后才开始的。“应该说天津话剧的另一巨大贡献——将中国话剧很快也很早地引到国外,也是曹禺。”崔国良表示,曹禺的《雷雨》1934年已经在日本演出,“天津的话剧,由于曹禺的出现,走向更高的高度,曹禺的《雷雨》也将中国话剧推向高峰,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时至今日,曹禺《雷雨》《日出》《北京人》的经典仍旧难以超越。”

  天津话剧史或超110年

  中国话剧走过110年,天津话剧在其中的影响举足轻重,“话剧界通常把1907年定为中国话剧的创始年,比这更早的,其实早在19世纪末,欧洲的话剧就逐渐流入中国。”崔国良直言,如此算来中国话剧不仅仅是110周年,“即便这样来看,当时的天津也已经有话剧了。”据他了解,当时应该是某个教会或是教会学校的演出,“当时的演出者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演出的到底是中国戏还是外国戏,尚且无从考证,这方面的资料有限。”

  黄殿祺曾在资料中发现,比如今所说的话剧诞生年更早时,天津已有德国的俱乐部演出过话剧,“从布景看来应该是有关海军的戏。天津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中西文化对撞,外国人在津过年过节庆祝,演一些戏剧很正常,在上海也有这样的情况,只是时间不够具体。”有说法指出,早年间,《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就记载了中国学生演出西方的戏剧,在内地最早则是上海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究竟上海在前还是天津在前,学界对于这个话题一直在研究,希望今后能有一个所谓定论。”新报记者 吴非 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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