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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南开的实地调查研究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7年6月16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7-12 09:57

  □王淑贵

  结合社会实际,注重实地调查,是早年南开大学办学的一个突出特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尚处于拓荒时代,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必须从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入手。正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这一实际,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始终强调教育不能与社会实际生活脱节,要了解“社会真正的状况。”在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提出“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在这种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当时南开大学的社会实地调查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在各学科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拓出一片又一片处女地。

  张伯苓先生创建南开大学,旨在“教育救国”,培养“具有‘现代力’之青年,”使之负起“建设新中国之责任”。南开大学初期,就一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打破了读死书,死读书的局面,开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风。尤其是一批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和国内一些著名高等学府毕业的青年学者,不仅开设了许多新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课程,还为南开的教学活动注入了勃勃生气。

  从1920年起,商科就组织学生到西站旁的织毡工厂参观考察。1922年,罗素先生的社会学班,组织学生社会调查团,调查天津社会状况,研究人力车夫、狱牢状况、慈善事业等。1923年组织文科学生辅助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天津儿童的智力状况,为该社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资料。教育学班组织学生调查天津各幼稚园的状况,及各小学校的组织。1924年,还在三年级学生中组织全国商业调查团,到上海、南通、南京、济南、青岛等城市进行考察。经济史班在蒋廷黻先生的倡导下,与文商科合作,组织学生工厂调查团,亲自带队调查裕源纺纱厂的工人生活、人数、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教育、卫生、游戏、工人的年龄及死亡率等情况,对调查的结果,指导学生用科学方法组织排比,写出调查报告,刊登在报刊。同时,还组织学生调查八里台村平民生活状况。矿科主任薛桂轮亲自带领学生到北京西山三家店、门头沟一代考察地质状况。

  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张伯苓校长亲自组织成立南开学校的社会视察委员会,要求大学部由各科教授视所授科目的性质制订调查研究的计划、方针、实施步骤方法等,组织和指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调查过后,要求学生认真整理、分析研究,写出调查报告,由指导教师评阅指导后,择优登载在《南开周刊》或报章杂志上。社会调查研究,使学生了解了社会,培养了开拓精神,和对实际问题分析研究的能力。

  面对日倭的侵略,南开大学早就开始关注东北。1927年8月,张伯苓到东北考察,在大连等地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狼子野心的不断扩张,经营满蒙的逐步精进深入,受到很大震动。得知国人对东北的山川地理、交通道路、物产、风俗、政治、经济、社会情形的调查研究者寥寥无几,而外人公私研究机关之林立,设备之完善,经费之雄厚,调查之周详,倒远在我们之上,张伯苓认定要抵抗日本侵略,首先要了解其经营满蒙的内幕。10月回校后,他就组织了满蒙研究会(1928年10月改名东北研究会),以日文教员傅恩龄为主任,主要吸收在校东北学生及其他热心满蒙问题的学生入会。该会曾3次组织教授和学生到东北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在实地调查中,师生们搜集了大量资料,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大量论文、专著、教材。学校在校刊上开辟了“东北研究”专栏,发表调查成果。“九一八”事变后,还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专门刊登有关东北问题的文章,此外还有不少翻译文章。这些文章和报告,对于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与罪行,激励爱国热情,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在不断进行实地调查、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会还组织专人从事专题研究。前期从开发东北和巩固国防出发,主要研究了如下专题:我国东北铁路系统及海港建设研究;东北金融研究;东北移民及其运动研究;金州(辽宁金县)境内我国人民教育问题。

  随着日本加快侵略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南开大学的东北问题调查研究,更加注重于日本侵略的现实,着眼于教育学生抗敌救国。“九一八”事变后,傅恩龄即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上下册),1934年又正式出版了《东北经济地理》,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东北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和各种经济资源,并用这本“南开独有的教材”为南开中学开设了一门新的必修课。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调查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东北对祖国是何等的重要与神圣。

  东北研究会对东北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不仅使自己成为当时国内东北问题研究卓有成效的学术团体,也在饱受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竖起了一面抗日爱国的旗帜,受到各界人士和团体的积极支持。

  当年,“南开素以经济系脾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的称誉。”就是因为它开了实地调查的先河。

  时任所长的何廉先生和他的得力搭档方显廷先生都是留美回国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这两位受过多年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一回国,并没有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和思想,而是纯熟地运用其实证研究方法,把眼睛盯在对中国经济实况调查上,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研究,尤其贵在洞彻本国经济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实况,中外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解决经济问题的基础。

  在他们的主持和带领下,先后进行了如下5方面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对城乡工业的调查;对中国农业经济状况的调查;对地方财政状况的调查;对地方行政的调查;对社会问题的调查。以何廉、方显廷为代表的南开经济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是一种无声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学人,形成了南开经研所与众不同的研究特色和风气。不少年轻的学者和学子都写出了有见解的论文和专著,多数发表在经研所主办的《经济与统计季刊》(后改名为《经济与政治季刊》)《中国经济学报》(前身为英文版的《南开统计周报》,后改名为《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学术刊物上。为此,《大公报》还专设经济副刊栏目,发表南开经研所的优秀文章。

  当时,南开的这些学者,像辛勤的拓荒者,在中国经济研究的这片荒原上,开出了一片又一片的萋萋绿洲,也在国内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竖起了一面高扬的旗帜,从而也确立了何廉和方显廷与马寅初、刘大钧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要学术地位。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战正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寇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的国土,西南边陲的滇缅、滇越铁路便成了连接国际的交通要道。1942年4月,云南省政府决定再修筑一条铁路,由滇西的石屏通往滇边的佛海,以连接滇越铁路。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提供经费,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参考与应用。在张伯苓校长的力争下,获取了石佛铁路的委托和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些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学校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开辟科研阵地。6月,在黄钰生、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划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陶云逵为主任。研究人员除陶云逵外,还有邢公畹、黎国彬等中青年学术精英,后来北大毕业生高华年、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宗献、赖才澄也先后被吸收进来,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学术研究尖兵队。

  研究室工作因地、因时、因人分边疆语言、人类学(包括社会人类学及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4组。每个成员都独当一面,研究室主任陶云逵主要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邢公畹、高华年主要从事民族语言研究;黎国彬、黎宗主要从事人类学及边疆人文地理调查。

  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后,马上就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工作。一是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江河而下,分别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进行实地调查。二是对石佛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思普沿边茶业、澜沧江河谷地区土地利用、彝族社会组织及宗教、手工艺术等进行调查。

  正是这些调查工作,催生了研究室创办《边疆人文》杂志。大多数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都发表在油印的《边疆人文》杂志上。

  战乱中,人们不会关注到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有这样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顾环境的险恶,物质条件的艰苦,甚至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投身于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这一文化荒原,进行艰难的实地调查,从原始基础资料的调查做起,搜集了大量的口头和实物资料,抢救了大量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史料,成为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研究的拓荒者和开路先锋。他们的调查研究不仅为今天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还提供了大量相关学科的原始研究资料,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岁月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些文献虽然已经泛着陈旧的黄色,但是,它记录了那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时代的旧中国经济步履艰难发展的足迹,也记录了西南边疆人文风貌,至今还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和西南边疆人文的学者们提供着难得的原始珍贵资料。

  10月31日下午,南开大学党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9月19日-25日举行,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