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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校史的辉煌一页——序《南开话剧史话》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7年5月19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6-06 17:30

  □宁宗一

  崔国良著《南开话剧史话》书影

  在南开60多年,我从没离开过中国古典戏曲和小说的教学与研究。虽然我也喜爱观赏话剧,但对话剧艺术的精髓和话剧史发展的流程却知之甚少,更没有对南开话剧活动有过深入的研究。因此,当崔国良先生的《南开话剧史话》即将付梓之时,他邀我写篇小文,当时,我真的不敢贸然允诺,深怕露怯,甚而说些外行话。承蒙国良信任,一再叮嘱,只好勉为其难,悬疣书端。

  国良与我相交整整一个甲子。他在中文系5年学习期间我并不了解他对话剧萌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留校,长期从事行政工作,我更少见他有戏剧研究的论著面世,令我惊诧不已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良竟然井喷式地连续发表论文和出版了系列性的以南开话剧社团活动为中心的话剧史专著。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国良在长时间就揣着一个为南开话剧史立传、建档的“心结”,而一经时机成熟,他长期积累的南开话剧的文献资料与自己深入的认知和体悟,才有了用武之地并密集地呈现于广大校友和话剧研究、教学工作者中间。

  值得注意的是,国良的南开话剧史研究,绝不是孤立地观照南开一校的话剧活动,而是从中国话剧运动中的广阔视野,来评估南开的话剧活动的巨大的、开创性的历史贡献。陈寅恪先生在谈到治史的关键时,特别强调“发现意识”。从这点来看,国良在多年的爬梳、搜集、考订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发现和确立了南开话剧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话剧艺术史上的重大意义。国良在自序中已明确指出,他无意中惊喜地发现,至今还保存下来的堪称我国早期话剧罕有的、完整的南开自己编创的剧本。这就是我们可以读到的:1915年的七幕新剧《一元钱》,1916年的六幕新剧《一念差》;更看到被称之为“走在五四时代前面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幕新剧《新村正》。这次对遗存话剧文本的发现,实质上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话剧运动史已成定论的叙述。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现代文学史和话剧史都说:中国第一部现代话剧是胡适1919年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而国良这次的发现和研究的结论却是:南开话剧从1915年就引导了中国话剧艺术进入了真正意义的现代话剧新阶段。胡适先生曾很实事求是地说:北京没有新剧团,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所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新编的《新村正》,颇有新剧的意味。胡适进而说:他们(南开学校)那边有几位会员(教职员居多),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于是,胡适充分肯定地说: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在这里,胡适的客观叙述,说明他对南开话剧的编、导、演、舞美和各项设备,都有所了解并给予关注和赞誉。国良为此,还专门征引胡适1915年2月14日的日记,作为旁证。胡适不无谦抑地说:“令仲述先我为之。”这就是说,张彭春先生已在1915年就已创作了《闯入者》《灰衣人》和《醒》。由此可以肯定地说,胡适先生本人已经确认张彭春先生于1915年即已创作了3部现代话剧剧作了。史实确凿地证明,作为南开剧团副团长的张彭春先生,才是开启中国现代话剧新阶段的领军人物。总之,国良的这一学术发现,就将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的开创期推前了整整4年。

  这次南开话剧文本文献的爬梳、考订、甄别和发现,竟然使国良萌发了为南开话剧社团活动修史的信念,也可以说,他开始企盼畅快淋漓地完成一次南开话剧史的神游!国良和他的合作者在真正进入状态以后,策马扬鞭,很快就在1984年南开学校创建80周年、南开大学建校65周年、南开话剧75周年之际,推出了他们的第一部《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从此一发不可收,1993年出版了《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23-1949)》,2003年出版了《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和在话剧研究界影响巨大的《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几部大书的开创意义,通过后来国内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戏剧史的广泛征引并予以充分肯定,足以说明,《史料》提供的确凿史实毋庸置疑。据国良的介绍,在他的第一部《史料》一书出版不久,南京大学的陈白尘教授和董健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就引用了近万字的篇幅,论述了南开话剧在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开创意义。并指出张彭春主导的《新村正》是“较早揭露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突出地表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呼声的一部作品”。是“新浪潮的代表作”,“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我国新兴话剧一个新阶段的开端”。在谈到《新村正》的问世,指出,它“宣告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戏剧结束了它的萌芽期——文明新戏时期,而迈入历史的新阶段”。这一系列的评价,都证实国良等编《史料》的无可争议的学术价值。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在想,一所学校、一个社团和他们的艺术活动,竟然在一定程度改写了我们现代文学史、戏剧史乃至文明史的一段进程!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南开的高度的文明自觉。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回望我们南开自己创造的文明自觉,必须给予高度的充分的价值评估,并努力用一切方式使这一文明自觉传承下去。而国良的系列南开话剧史料,正是这种文明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日细思,整整一个世纪前,我们的前辈教育家和他们带领的学子,已经认识到了中华文化面临着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就是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华文明既要自存又要发展更新。而在当时的学校却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南开师生,首先选择了由西方引进而又进行了民族化审美的淘洗,从而交融为中国的话剧。他们的文明自觉表现在,他们认知到,作为“场上之剧”的话剧,乃是通过血肉之躯的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才能更好地开启学子的智慧,净化学子的心灵。

  从为南开话剧活动立传、建档,国良以半生之心血为学术文明的建树,可谓功莫大焉。进一步说,通过南开话剧史料的整理和考订及文字的叙写,更为现当代话剧艺术史建构了一项巨大的文献库的奠基工作。

  令我钦佩的还有,国良在作南开话剧史料研究的同时,几乎是密集地陆续发表了一些阐释他所发现的新史料,并继续解读南开话剧艺术活动在我国戏剧史上独特的开创意义。他的近作《南开话剧史话》正是国良为我们开启的认知南开话剧艺术活动和中国话剧史的另一扇窗户。他的带有系统性的论文、随笔和札记,从各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看点,比如南开开明的领导人行状,学校艺术社团的建构,话剧文本和舞台演出的状况,编、导、演的组合以及社会的反响,话剧刊物的编纂和宣传工作等等,这一切,国良都以他娴熟的笔触进行了很有意味的述说,读来十分亲切。

  让读者感到最新颖的当然是这本书的“图文并茂”。这部南开话剧史图中的三百余幅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照片,我认为它不是一般的插图配画,而是具有“铁证”的意味。通过这些画面,每位读者都会有进入文化现场的“亲临感”。你看后,也许会追思,也许会冥想,也许会沉思,也许会好奇,也许会获得更直观的知识。但,可以一言以蔽之,这三百余幅珍贵的照片,绝然会把你的追问与惊异带入文化现场,让你品味和感受话剧艺术在其发轫期的历史感,同时又引发你感受话剧艺术发展进程中特有的艺术魅力。因此,三百多幅珍贵的照片不仅具有文献、文物和史料价值,它还会更多地带给你一种“现场感”,这种现场感又非一般文字可以代替。

  国良著《南开话剧史话》对于南开校史的叙事,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像国良编纂的《南开话剧史料丛编》一样,具有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它必然是中国话剧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库,为精神同道所共享。

  今天为国良的大作有所推崇,除赏心其自身的价值以外,更想推波助澜,引起同道的重视,以期把南开话剧和中国话剧艺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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