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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金瓶梅》阅读史

来源: 今晚报 2017年2月24日16版     发稿时间: 2017-03-28 08:31

宁宗一

  我最崇敬的周有光先生在他的诞辰会上说:

  年纪老了,思想不老。

  年纪越大,思想越新。

  周老的人生境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可能达到,只能高山仰止。但是可以如实交代,我这个八十多岁的老汉在历经人生坎坷后,确实常常内省,希望自己的心灵重建,这种心灵的自觉,也就常常指引我反思人生、学术中的诸多问题。我首先反思的,就是几十年来的教学与科研活动,缺乏以对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时代对学人的文化使命的呼唤。

  三十多年来,自己对《金瓶梅》研究多有关注,今天,面对已经步入辉煌的“金学”,我不可能不反思自己对“金学”建构中存在的诸多误读和在阐释上出现的偏差。

  是的,我确实一直想通过小说美学这一视角去审视《金》书,并打破世俗偏见,参与同道一起提升《金》书在中国小说史和世界小说史上的地位,还其伟大小说的尊严。但是我在很多论著中恰恰出现了“悖论”,落入传统观念的陷阱。

  对“丑”的审视

  一般常说,《金》书是一部暴露社会黑暗的小说,是谴责小说,是作者孤愤灵魂的外化。这些论断无疑是合理的。但是我则以“审丑学”来阐释《金》书,把它视为作者就是要把笔下的生活写成“漆黑一团”,《金》书就是一部某种意义上的“黑色小说”。这话虽有比喻性,但完全失之于偏颇。我一直倡言回归文学本位,忘却了小说乃是要表现五光十色的人生图景,是要写出生活的“秘史”和人的心灵史。

  兰陵笑笑生的心灵历程是感受、是煎熬、是黑暗影子的纠缠,但更是对生活记忆的思考。笑笑生的创造智慧,就是立足于反传统。他要全景式地勾画出他所处时代的生活史、人性史。他看重的是,人在生命发展中是怎样不断变化的:比如人会面临不同的挑战;比如人生的是非曲直;比如人的爱与恨。这些都是通过人物的心路历程和行动一步步表现的。正是在这些方面,暴露了我分析阐释《金》书的简单化倾向。小说要勾绘出审美化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作者必须通过众多人物,写出他们的形态:一个人哭,一个人笑;一个人坚强,一个人软弱;一个人的磨难,一个人的幸运;一个人在走,一个人在跑;一个人流浪,一个人飞腾……

  于是我在反思中开始有点清醒。哦!《金》书的宏大叙事,是一种对历史、对生活、对灵魂的宏观与微观的融合,是作者哲学式观察所产生的总体性描述。我过去的“漆黑一团”的简单化概括必须扬弃,因为我的前提就错了: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怎么会是如此单一的叙事?所以我要真诚地承认,在面对《金》书这部不朽的伟构时,我的思维的僵化、写作上的旧套路、只是变换了述说的方式和语言,这是极不可取的。今天,我懂得了,没有理想的写实精神,一样有力量。

  “《金》书不可零星看”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自设陷阱,做出了违背常识的论述。我专门写过几篇小文论述《金》书中的性。我说,你既看到了裙袂飘飘,也看到了佩剑闪亮,又说“性”是一把美好与邪恶的双刃剑。也曾反对过把“性”沦为卑下,同时也反对将其提升到伟大的崇高。问题是,对《金》书的性描写,特别是它的一万九千多字的直率的述说,朝野上下的卫道士都曾用这些抑制《金》书的流传,我却为了捍卫《金》书的伟大不朽,用了另一种方式、另一种语言,屈从于这些人的论调。

  我和有些人说过,《金》书即使删去这一万九千字的性描写也不失为伟大的作品,它绝不会因没有这一万多字而失去它的光彩。阿城也说过类似的话:“《金瓶梅词话》历代被禁,是因为其中的性行为描写,可我们若仔细看,就知道如果将小说里所有性行为段落搞掉,小说竟毫发无伤。”(《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这些话,如从表面上看仍是在肯定《金》书的永恒不朽性。但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因为《金瓶梅》就是一部有着一万九千字性描写的《金瓶梅》;如果没有了这近两万字的性描写,还是兰陵笑笑生的《金》书吗?是不是会演变为一些人可以接受的“伪”《金》书呢?

  其实,我在一种调和的、中庸的论调中,也参与了阉割《金》书的重要内涵,而迁就的正是一些人的虚伪愿望。在这个论调后面,我竟然忘却了杰出的小说评点家张竹坡的提醒,他一再说,《金》书不可零星看。而我却把性描写也认为可以从全书割裂开来,这一切可以说是“零星看”的一个变种。《金瓶梅》之所以是《金瓶梅》,就是因为作者敢于大胆直率地进行性描写。

  历史行程已走到今天,人们对性的认识,已失去了它的神秘性、隐讳性,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呢?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只是存在着。因此对《金》书的性描写的任何删削都是不妥的,如果说《金》书删去了性描写也不失其伟大,同样是对《金》书的阉割乃至玷污。因为《金》书是客观的存在,它不需要清道夫,更反对碾压机。它永远是一个整体,一个永远不应该分割的整体,性描写正是构成《金》书整体的有机部分。至于我在旧作《说不尽的金瓶梅》中说,《金》书性描写缺乏分寸感,过于直露,其实也是另一种对《金》书性描写的不够尊重。还是聂绀弩先生说得好,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不是不讲分寸,他是“把没有灵魂的事写到没有灵魂的人身上”(《谈〈金瓶梅〉》)。这话纠正了我的“缺少‘分寸’、过于‘直露’”之说。当然,我也接受精神同道的指点,有个别研究者就认为性描写在《金》书中是不可或缺的,但不能说《金》书的性描写就是很成功的。我现在能接受这个意见。

  所有中外古今涉及性描写的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接触到自然的、社会的和审美的三个层次。纯生理性的描写容易流入庸俗的色情,但是社会性的描写,则是有一定的意义。《金》书的性描写我认为属于第二层次:我们区分色情与情色之不同就在于,色情全然无文化内涵,而情色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文化内涵。《金》书的性描写被朋友指出不很成功,可能就是因为《金》书对性没有进行审美的审视和更完美的表现。

  《金》书是什么“主义”

  我们学界在引进西方文艺美学以来,谈论作品总是离不开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还分积极的、消极的)、象征主义等概念。引进这些文艺理论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是,也不应该否认,我们在教学和科研中太多地被这种“主义”所框定、被裹挟,什么都往“主义”里面套,这就大大戕害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自由认知,最后陷入了教条的“主义”中去。在我几十年间写的那些论著里,这方面的问题表现得很突出。我在跟随“金学”建构的脚步中,否定了把《金》书打成什么自然主义一类,而是赞成精神同道相对认同的“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的说法。

  可是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却始终没有摆脱“主义”的束缚。最幼稚的是,把《金》书中叙事表现等缺点都笼而统之地认为“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书中有“许多非现实主义成分”等,这当然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更是“主义”的游戏。这种论断毫无价值,而且直接损害了对《金》书更全面深刻的认知。实际上,小说的某些瑕疵只能是小说技艺方面的,在章节布局方面做得不理想并不影响它是伟大的小说。然而小说艺术,特别是《金》书这样的小说,其艺术成就不仅仅是技巧之类,而是一种精神,只有独特的精神和卓尔不群的姿态才能成就一流的文学。而且这种精神必须是个人的、独一无二的。“主义”形成不了独特、原创,只有小说精神,真正属于个人的小说精神,才能是唯一的。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精彩,失去了精神层次,缺乏洞见和第二视力,终究不会成为经典。精神和创作智慧的层次,永远不会简单地由文字表达出来,它永远存在于人物故事的心灵结构中。

  还有就是风格。“风格即人”是真理。好的小说要有独特的风格,它像一个作家身上的气味,是个人独有的,不是可以由“主义”强求出来的。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我要求自己再也不要用什么什么“主义”去框定伟大史诗《金瓶梅》了。兰陵笑笑生的小说精神,在书中的体现已经足够超越多种“主义”的框定了。刚才恰好读到木心的一句话,观点竟然不谋而合,他说:“王尔德不错的,但一标榜唯美主义,露馅了,你那个‘唯’是最美的吗?”“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现实主义,他光火了。”木心又说:“凡概括进去的,一定是二流、三流,不要去构想,更不要去参加任何主义,大艺术家一定不是什么主义,莎士比亚是什么主义?”

  好了,让我们在解读《金瓶梅》时抛弃“主义”的模式,多点活生生的感悟和心灵自由吧!

  复杂的人性

  在一篇论文中,我曾以“人原本是杂色的”为题,说到《金》书给世界小说史增加了几个不朽的典型人物,也认同“金学”界所说,它打破了之前那种写人物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的模式,提出过笑笑生已经完全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复杂的,不是单色调的,人“是带着自己的整个复杂的人”。我也没有回避在小说研究界多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如“圆形”与“扁平”、“立体”与“平面”人物,以及以后的“性格组合”论等等,这些无疑是对古典小说解读的大进步。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去用这些概念审视《金》书的人物形象创造,却发觉远远不够了。

  从我的阅读经验看,从前读《金》书的写人生、写人物,一直认为它似乎都是直击式的,几乎都是不加掩饰的、和盘托出的。今天,仔细打量,深感它有太多有待我们仔细品味的东西,有太多有待我们揭开的东西:比如真有一种“密码”,那就是人性的隐秘;比如,人们可以批判西门庆这个人物,但你又会发现身边原来有不少西门庆式的人物影子,甚至我、你、他的内心隐秘竟与这一典型人物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点。正像《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在《肯特郡的请愿书·附录》中直接道出的:“只要有可能,人人都会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

  笛福的论人性无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人性相提并论,然而他的人生阅历,使他对人性善恶转化的发现还是有深刻价值的。走笔至此,突然想起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人性,你是猜不出来的(也有人译为:人性,你是不可猜的)。《金》书中的人物的人性真是不可猜的吗?我是在探索潘金莲和李瓶儿的心灵史时才发现,这两个人物如果仅从性格上来认知,那是不会有太多新发现的,只有提升到心灵层面,特别是人性层面,才能更深入地看到这两个人物是何等不同。对于潘金莲,不管有多少人为她的行为辩解乃至翻案,也说服不了我。我的人性底线是不能杀害无辜者,而潘金莲突破了我的这个底线,她从来没对自己的两次直接谋杀有过负罪感,并进行忏悔;相反,她的一切反人性的行径都是为了证明她的“存在”。而李瓶儿则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充满了负罪感,她的忏悔意识正是通过她的几次梦境反映出来的,而且她毕竟没有突破人性的底线去谋杀无辜者,包括花子虚。

  所以,在我的阅读史中,充满了反思意识,我是在逐渐靠近笑笑生的内心生活的。这也才能使我比较准确地看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小说巨擘不是一个普通的艺匠,他是真正有生活的人,他能如此准确地把握到人性的变异,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人性并不是永远前进的,它是有进有退的。”人的复杂多变提供给小说家探索人性“密码”的可能,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金》书的广阔空间。我牢牢记住了先贤的叮嘱,人性是你骨子里的东西,是会自然流露的那个东西。美好的人性可以穿越黑暗;反之,它只能进入黑暗。

  总之,过去对《金》书的阐释其实是先验性的,正是“审丑”的理念,让我错过了认知人性的复杂性。作为一个研究小说史的学人,我缺乏的是对人、对作家的“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审视小说与小说中的人物时,犯了绝对化、先验性的毛病。

  进一步说,我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没有跳出从“原则”和模式去审视《金》书的人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终了的结果。”又说:“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是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正确的方法是,文本比原则重要,小说文本提供了小说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小说研究著作最科学、最重要的标准。今后我要吸取这一教训,切不可在《金》书研究上再重复犯“从原则出发”的僵化与教条的毛病。

  实际上,《金瓶梅》致力表现的正是人性的复杂。没有人之初性本善,也没有人之初性本恶。正像莎士比亚说的:“人,毕竟是用尘土做出来的,所以他会老、他会死,容易生病,而且会产生邪念,会做坏事。”这就是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在匆忙中,写下我的《金瓶梅》研究反思录,是为了寻找一扇门。这两年,我只写了不到两万字的小文章,一篇是《还〈金瓶梅〉以尊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一篇是《论〈金瓶梅〉的原创性》(《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2期),一篇是作为我的《〈金瓶梅〉十二讲》(2016年1月收入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丛书)的自序——《伟大也要有人懂》。这是我反思后的实验性的写作。我希望自己从现在起重新上路,对《金瓶梅》进行深入的研究,参与“金学”的科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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