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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百花” 话“争鸣”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6年12月16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2-16 16:20

  □张学正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至今整整一个甲子。60年的沧桑与悲喜,一言难尽!

  倾听历史的诉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双百”方针提出60多年来的文艺实践贯穿着一条起伏跌宕的曲线,发人深省。

  1956年元旦刚过,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紧接着,4月25日、28日,毛泽东在两次重要的会议上讲到“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还联系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争鸣,肯定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5月26日,陆定一向文艺、科学界人士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这一切,似乎传达着科学与文学艺术的春天即将到来的信息,预示着知识分子在屡遭批判之后就要迎来好运。然而历史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发展。

  在“双百”方针春风吹拂下,一批敢向传统理论挑战的有独到见解的文学论文相继发表,引起文学界的不小震动与广泛讨论。同时,有一大批勇敢正视、大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阴暗面”,在题材选择、主题取向、人物塑造、表现手法以及语言运用方面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被人们称为初现繁荣的“百花”时期。

  令人痛心的是这个文学的春天太短暂了。她姗姗来迟,又匆匆而去。一年后的1957年,一场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运动如狂风暴雨袭来。一些冲破教条主义禁锢脱颖而出的理论新见解受到批判,一度争鸣的百家突然沉寂了;一些本来是“香花”的作品,却被当作了“毒草”连根拔除,使一度盛开的百花突然凋零了;一些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理论家、批评家、作家、艺术家,被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突然从文坛消失了。这是继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文艺界从理论上、创作上、队伍上遭受的一次重大摧残!

  1958年至1960年,随着“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经济上的狂热也使文艺界的极左思潮迅速升温:号召作家也要“大跃进”,不仅全民掀起了创作“大跃进”民歌的高潮,而且要求作家都要运用所谓“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甚至提出“建设共产主义文艺”的口号。这实际上是用虚夸的文学为浮夸的政治、经济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在文艺理论、文学批评领域向所谓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猛烈开火:对一些有新意的理论文章展开群众性讨伐,对前些年上演和发表的一些思想与艺术上有新突破的作品进行大规模的批判。有的人因此被打成“漏网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被开除出党。在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中还搞什么“插无产阶级红旗、拔资产阶级白旗”运动,实际上是继“反右”斗争之后在政治上、思想上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整肃与扫荡。文艺领域进一步笼罩在万马齐喑的一片肃杀之中。

  文艺的沉寂与衰退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为扭转文艺的萧条局面,中共中央着手调整文艺政策。周恩来于1961年、1962年就文艺问题连续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3月2日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重提“双百”方针,强调艺术民主。政治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专业上为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作家、艺术家平反,并廓清了创作与批评方面的种种清规戒律。为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文艺界还制订了《文艺八条》和《电影三十二条》等文艺新规,从而调动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文苑又重现生机。文艺创作又现百花齐放之象,文艺理论与批评又呈百家争鸣之势。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秋,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康生的策划下对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开展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形势与文化形势陡然严峻起来。文艺家们刚刚过了两年不到的好日子戛然而止。文艺界的寒冬又到来了。

  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先后两次对文艺工作作了批示,对文艺事业的现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文艺界几乎全盘否定,从而导致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和1964—1965年文艺领域的全面大批判运动。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写古代历史,就可能被看作是“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写革命历史,就可能被认为是“为某某树碑立传”或“为某某翻案”;写现实生活,则可能被怀疑是“恶毒攻击”;写爱情、家庭,就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写反面人物,有“美化”之嫌,写正面人物,有“丑化”之罪。几乎所有忠于现实、忠于自己艺术良心的作家、艺术家都难逃突然而至的惩罚。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全国的文艺报刊除林彪一伙把持的《解放军文艺》外全部停刊;古今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均当作“封资修的黑货”被查禁和焚烧;许多作家、艺术家被批斗、劳改甚至被迫害致死。百家噤声,百花凋零,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浩劫!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艺的新时期开始了。痛定思痛,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文艺问题的认识回归常识、常理。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旁听大会,当邓小平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即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作家、艺术家们的心被深深打动了!多少年来他们等待的就是这样一句话:“不要横加干涉”!1984年,胡启立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致词,批评对文艺“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重申了“创作自由”“评论自由”的原则,又一次点燃了作家们创造的激情。

  在新的方针政策的指引、激励下,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处于一个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人的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一浪接一浪。当时,思潮迭起,人才辈出,佳作涌流,乱花迷眼,被人们称为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经过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的短暂沉寂,在1992年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后,全国改革开放出现了新气象,文艺也迈开了新步伐。从90年到新世纪,文艺进一步多元化发展,出现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作品。6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贯彻了“双百”方针,文艺之树就繁茂;什么时候丢掉了“双百”方针,文艺之花就枯萎。这就是沾着血痕的历史结论,也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反复检验得出的真理。

  “放”与“鸣”的本义

  何为“双百”的本义?

  长期以来,“双百”的本义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双百”方针看作是一个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进行阶级斗争的方针,当作是同所谓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作斗争的一种策略,说什么“牛鬼蛇神只有让它出笼才好歼灭,毒草只有让它出土才能锄掉”,而“双百”方针就是引出资产阶级思想和阶级敌人并把它们一网打尽的一种手段,即所谓“引蛇出洞”。这样,“双百”已不是学术上、艺术上的正当竞争,而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政治陷阱。

  “双百”方针不是阶级斗争的策略,更不是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段。那么,“双百”方针提出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人类的认识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

  所谓人类的认识规律,是说:真理的发现,不是一个人一次能够完成的,经常是某一个人发现真理的某一个或几个侧面,而其他的人不断地去校正它、补充它、完善它,从而逐渐地去接近真理。所以,要发现和把握真理(或得到对事物的相对正确的认识),必须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自由讨论,互相论辩,去进行真理的探索。

  所谓文化发展规律,是指文学艺术活动是一种个体性的审美创造活动,由于每个作家、艺术家、批评家的生活经历、价值观念、思想修养、性格气质、审美趣味等的差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作品风格、艺术流派以及对作家作品的不同理解与评价,从而使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呈现出特有的五彩缤纷的景观。所以,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让艺术上的不同形式与风格可以自由发展,让理论上不同的观点与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用了“基本性的”、“长期性的”两个修饰语,是意味深长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早在170多年前就从认识论和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思想与精神本应是多元的道理。1842年,马克思曾对当时独裁专制的普鲁士政权的《书报检查令》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当权者强制作者“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要遵循官方“指定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愤怒地质问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都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9页)在“精神的太阳”照耀下,文学本应“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数千年来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世界是多元的并且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所以,作为绝对个性化的、反映这种多元、流动世界的文学必然是多彩多姿的,千变万化的。承认并尊重文学艺术的多元性、流动性,这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质与本义。

  胡耀邦曾明确宣示:今后对文学家、艺术家要坚决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深得人心。

  习近平同志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强调“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

  如果社会能有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环境,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大繁荣时代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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