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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左联”关系始末一解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6年11月11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2-15 15:29

  □张铁荣

  资料图片:鲁迅和青年作家在一起

  “左联”成立之初决定由鲁迅担任领导,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鲁迅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左联”邀请他参加也正是利用其在文学上的名气。鲁迅当然知道这些人是在借他的名。他想只要能培养新的作家,就是自己被利用也在所不惜。本来是冯雪峰代表党组织请鲁迅参加“左联”,是要借助他的老作家名誉来扩大这个团体的影响;而以灵魂人物周扬为代表的青年干部则按照规章制度、组织程序、组织纪律来要求鲁迅。因此产生了严重的不合拍。

  在“左联”内部,鲁迅与青年干部的关注点完全不同

  鲁迅这边,希望青年作家踏踏实实地搞创作,多做文学和翻译的实事;在青年领袖们那边,工作也很辛苦,他们忙着传达上级指示,不间断地开会。其实早在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鲁迅就说过:“我并不希望做文学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关键一点在于对“左联”的理解,鲁迅与他们似乎也不尽相同。鲁迅所希望的“左联”是后者,即左翼“作家联盟”;而这些青年干部注重的是前者,即“左翼”作家联盟。

  鲁迅急切渴望要写出显示斗争“实绩”的好作品,为对立面所没有的大创作;而“左联”的青年干部们热衷于组织飞行集会、贴传单、喊口号的实际斗争,甚至要求盟员参加“五一大游行”,提出“血光的五一”口号以产生社会影响、壮大革命声势,因为他们要向上级组织汇报工作成绩。而这些工作是要妨碍文学创作的,鲁迅焦急创作太少,他们热衷现实斗争,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儿。因为鲁迅衷情于创作生活,反抗社会的腐败制度——用笔;青年干部们也创作,更要坚持信念奋不顾身地投入实际斗争——用鲜血和生命。鲁迅希望团结大多数作家,而年轻干部们希望队伍纯洁。鲁迅觉得“左联”应该有开放的胸襟,吸收更多的作家,也就是“战线应该扩大”。他早就说过“革命还是多一点人的好”;而“左联”的青年领导核心们并不这样看,他们把“左联”当成第二个党组织,严格审查身份,为了团体的所谓“纯洁性”,甚至开会发表决议把他们认为不革命的作家开除出去,这必然引起鲁迅的不理解甚至反感。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是因为说过“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他还曾与所谓“左联的敌人”徐志摩见过面,就被开除出“左联”的。在那种极左的气氛下,还开除了非常左倾的革命作家蒋光慈。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左联”损失惨重,最突出的就是所办期刊不能持久,有的不到一年便要改名,还有的没出几期就被查封,更有甚者有的仅出一期就被停刊。其实,鲁迅和“左联”作家们对左翼文学的理解是差距极大的。鲁迅是在激进的文学思潮中追问文学的本质,而左翼作家中一部分人,甚至连沉下心来写激进文学的时间也没有。因为过分激烈的政治活动,牺牲了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特别是“左联五烈士”的就义,对他的刺激极大。“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他那时候的苦闷和悲哀表述,他感到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有前途的作家,“悲愤总时时来袭击”他的心。

  鲁迅对青年的创作指导不被理解

  在批判“第三种人”的时候,“左联”是一起发声。鲁迅也写了好几篇文章,他与“左联”青年作家取统一步调,共同并肩战斗。但当他读了同一阵营中署名“芸生”的150行诗《汉奸的自供状》时,感觉事情发生了变化,这首充满愤青味道的口号诗不是鲁迅所希望的作品,尤其是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放屁,肏你的妈,你祖宗托洛茨基的话。

  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出于好意鲁迅给《文学月报》的编辑周扬写了一封信,指出这不是左翼作家应该有的态度。革命也不是这样的革法。他的这封信后来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在文中鲁迅善意地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这是很中肯的意见,也可以说是对青年作家的一次创作指导。作为“左联”领导者之一的鲁迅,也应该对此表态,权当是对作者的批评也没有什么不对。这件事本该促进青年作家汲取教训、注意整改、提高自己。仅仅过了3个月左右,就有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和丘东平的人,写文章批判鲁迅,说鲁迅陷入了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和平革命论”和“戴白手套革命”“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这些都是“左联”内部的人,他们和周扬的关系很好。恰巧此时瞿秋白在上海养病,就住在鲁迅家里,便写文章支持鲁迅。瞿秋白在文章中严肃地指出,敌人诬陷我们杀人放火,而芸生的诗和首甲等人的文章“很像替敌人来证实那些诬陷”。这是很严厉的批评,瞿秋白虽然那时已被撤职,但他毕竟是中央级的领导人,因为这些青年领导人知道党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他们可以不听鲁迅的话,但是对于瞿秋白的文章不能不重视,事情终于得以平息。

  后来,还发生了廖沫沙化名“林默”攻击鲁迅写“花边文学”的事件、田汉化名“绍伯”攻击鲁迅和批判对象杨邨人和解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上纲上线、冲动浮躁和任性强词。从各种资料来看,鲁迅参加“左联”以后,心情一直是不愉快的。

  徐懋庸年轻任性对鲁迅不尊重,把事情搞坏

  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鲁迅和领导层观点也完全不一样。像“左联”解散这么大的事,既没有提前征求作为盟主的鲁迅的意见,又没有开一个执委会,似不合常理;事后只是让一个普通成员来把决定告诉他,实在也有些说不过去。鲁迅说希望发表一个声明,体现做事有始有终,这本属正常。就是这样一个意见,也终于未获通过。鲁迅发表的是个人意见,而青年领导层要执行的却是上级的指示。孰轻孰重,作为领导者的周扬他们当然知道。“左联”内部后来是通过徐懋庸和鲁迅联系,因为他们都是浙江人,鲁迅还给徐懋庸的杂文《打杂集》写过序言,应该说还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但是在解散“左联”这件事上却没有处理好。

  “左联”内的青年干部们把这个作家联盟当成了第二个党,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在这个组织中,许多信息一般青年作家都知道了,而鲁迅还不知道,他成了挂名的领导和执委会中的多余人。大权在握的周扬有事不找鲁迅,他本来就心有怨气、十分不满;此时连徐懋庸也觉得可以在鲁迅面前指手画脚,较真挑剔,这就犯了大忌。当然徐懋庸也觉得很冤枉,他丝毫没有理解鲁迅的心,年轻人遇事总是先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大约是读了鲁迅的信后他也很生气,徐懋庸居然不顾鲁迅正在生病且在气头上,为了把自己从中洗刷出来,1936年8月1日再次写信,纠结小事来质问鲁迅,并且在信中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此举只能再次证明,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左翼青年真的不尊重鲁迅。见过任性的,还没见过像徐懋庸这么任性的。后来他竟又给鲁迅写信辩解,还发表文章,矫情得真是可以。

  于是这封信点燃了鲁迅的愤怒之火,终于导致矛盾总爆发。徐懋庸8月1日的这封信,是激怒鲁迅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主要原因。鲁迅这封公开信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对“左联”领导干部以及徐懋庸等人造成了负面影响,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说得大一些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后半生命运。后果之严重可谓始料未及,当然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历史的严酷和教训的深刻

  我们如果心平气静地分析,那些青年作家(包括周扬、徐懋庸等人)本质应该都不坏,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上海,追求理想,投身革命,但是社会对他们的吸引力太大,创作毕竟是一个短期不出风头的艰苦工作,鲁迅又是一个接近老年的作家,青年们的急功近利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对鲁迅的忠告充耳不闻。而改变生活最快的便是“革命”(从政),所以冲动好斗、结帮拉派、以权压人,鲁迅对于这一类的“青年”看得太多了,他气愤地把这些人称作“恶劣的青年”。这段历史是“左翼文学”内部斗争的前半场,后来在延安继续发展了后半场。

  从表面上看是对于鲁迅尊重不够,但他们私心膨胀、宗派主义、借革命以营私,有发展成腐败分子的思想潜质。鲁迅当年超前地指出:“左翼作家”要努力创作,不要把文学当作“敲门砖”,当作“做官的工具”,这些话今天看来依旧是高瞻远瞩、语重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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