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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赫胥黎的散文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6年6月10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2-13 15:43

 

《水滴的音乐——阿尔多斯·赫胥黎散文集》译后记

  倪庆饩译著《水滴的音乐——阿尔多斯·

  赫胥黎散文集》,花城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倪庆饩

  阿尔多斯·赫胥黎出身于英国苏莱郡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天演论》的作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赫胥黎从小就是在一种极为深厚的文化学术气氛下成长的,亲友中不乏英国社会的精英,他后来也是其中之一。赫胥黎在伊顿中学毕业后,1915年进入牛津大学,他原来想继续祖父的事业,从事生物医学研究,但因为眼疾妨碍使用显微镜观察,不得不改学文学。由于家庭的关系,他在大学求学时即接触到英国的精英圈。那时著名的文化界名流奥多琳·莫雷尔勋爵夫人经常在她的牛津郡加辛顿庄园接待宾客,在这里,赫胥黎遇到了劳伦斯。跟劳伦斯的结识对赫胥黎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他成为劳伦斯的忠实门徒。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赫胥黎因为视力不佳而未被征入伍,继续在牛津学习。1919年他和一位因战事避居在英国的比利时姑娘玛利亚·尼斯结婚。战后他开始发表小说,其中《相反相生》(1928)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代表作。小说的人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当时的许多名流,包括劳伦斯夫妇,在书中留下了生动的剪影。1923年到1930年间,赫胥黎滞留在意大利,这时他跟劳伦斯常相过从,并写了大量的散文,在劳伦斯于法国逝世时还守护在侧。1932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这部被列入20世纪“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著名作品,给赫胥黎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1938年为了医治眼疾,赫胥黎迁往美国定居,40年代后他几乎失明,逐渐对神秘主义发生兴趣,除了1957年的短篇小说集与1960年的散文集外,没有什么堪与早年相比的长篇传世之作发表。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后,1956年他与一位意大利小提琴家结婚,1963年于美国洛杉矶去世。

  赫胥黎与劳伦斯的友谊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段佳话,他们诚挚的友谊基础是因为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严厉批判者,但劳伦斯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气质,而赫胥黎则倾向于怀疑主义。我们看到收录在本书中的《劳与闲》《娱乐》《旅游热》《卢卡的圣荣节》等篇中都包含这一倾向。例如在《劳与闲》中,他对那些认为社会进化会给人类带来更多闲暇的观点提出疑问,要是有暇的人们不把时间用于有益的精神活动而浪费在吃喝玩乐上,那只能造成更多的寄生虫。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丰富并没有伴随精神文明的提高,金钱和富裕把一切本来是严肃高雅的文化活动都庸俗化了。

  在赫胥黎的散文中有一部分带有强烈的社会批评以至政论的色彩,在这一点上,赫胥黎是罗斯金的传统继承者。

  《革命》是这类政论性散文的代表作。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费边主义的理论提出质疑,把工人的收入提高,跟经理、董事们的收入拉平,这固然可以避免暴力革命,但是否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呢?不能单把人看成一种经济动物,也不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揭露西方社会的弊端,其根本症结是随着富裕而来的精神空虚,只讲经济上的富裕而不伴随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其结局也许是另一种后果,虚无主义的破坏。《历史的循环》也是一篇同样深刻的作品,作者在游览耶路撒冷时,由缅怀古迹而联想到人类的苦难,历史的循环无非是破坏和重建,但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灾难也愈加深重。愈来愈多的人口所造成的压力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场不容乐观的灾难性后果,比历史上苦难的总和还大得多。他只能以破坏与创造是事物循环的规律来安慰自己。

  西方有的批评家称赫胥黎的小说为“思想小说”,换一种说法,这就是指他作品的思辨色彩比较突出。也可以这样来看他的散文,即使是游记也带有这一特色,上面引证的《历史的循环》即是一例。

  《彼埃特拉马拉的一夜》也是他的散文名篇,这本来是一篇游记,但大部分却是谈电学家法拉第的轶事。作者被恶劣的天气困住在意大利亚平宁山的一家小旅馆内,室外风雪交加,室内冷得难以入睡,他忽然想到彼埃特拉马拉这个名字曾在法拉第的日记中出现,于是联想到法拉第的宗教信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区别,然后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作为旅游者又回到了现实。这篇散文以勃朗宁对亚平宁山间的烈风描写开始,以写彼埃特拉马拉的雪景结束,从首尾看仍是一篇游记,而中间插叙的那些题外的沉思与联想又如此自然,内涵如此深刻丰富,典型地显示了赫胥黎文笔纵横恣肆的特点。法国传记大师安德烈·莫洛亚曾说,赫胥黎的创作才能是由诗人气质和科学家的修养结合而成,《彼埃特拉马拉的一夜》可能是对莫洛亚评语的恰切的说明。

  在美学与文艺批评方面赫胥黎也是劳伦斯的追随者。《热带的华兹华斯》一文流露出鲜明的反浪漫主义观点,作者指出浪漫主义的致命缺点是把自然理想化,以主观的想象来代替如实的描写。他强调直觉,劳伦斯正是这样做的,也是现代西方美学的出发点。在《爱德华·托马斯》一文中,赫胥黎用这一标准对这位才华横溢而遭到误解的诗人作出极高的评价。他的《勃吕盖尔》一文也是一篇美术批评的杰作。

  赫胥黎散文题材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反映他兴趣的广泛与学识的渊博,尽管他的观点有时并不完全科学和总是令人信服(特别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使他对人类前途得出悲观的结论,晚年甚至陷入神秘主义),但他总是为我们提出新的视角,开拓思路,每每包含新颖独到的预言性见解,这是他散文的可读性所在。

  由于赫胥黎与劳伦斯的特殊关系,本书选择了他回忆劳伦斯的一些片段。一反他平时一贯的冷嘲热讽、尖刻俏皮的文风,他饱含真挚的感情,热情回顾了他所认识的劳伦斯其人,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劳伦斯所流露出的鲜明复杂的个性,既帮助我们认识劳伦斯,也反映赫胥黎为人的另一面,正如劳伦斯指出的,赫胥黎写的东西只表现了他自己的一部分;而《回忆劳伦斯》可以说表现了作者的另一部分。我们看到劳伦斯在去世30年之后,赫胥黎对他的友谊还是那么令人感动。

  从文体来说,赫胥黎的散文多半是属于杂文性质的,不能以美文的标准来要求,虽然有个别的片段也能写得很美(如《蒙特塞拿略》《日本》)。他的文字,若和一些讲究风格的散文大师比较,显得不够简洁精练,如果有什么他个人突出的特点,以我来看,可说有点怪。我国文学史上,唐代韩愈的诗以奇崛险怪著称,僻字晦句不时出现,但这仍然不能否定韩诗的价值,尤其是它的汪洋恣肆的气势,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看赫胥黎的文风。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兰姆的随笔风格又在英国文坛上流行,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兰姆式随笔作家,赫胥黎与奥威尔则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习惯于读幽默抒情小品的读者,不宜以兰姆的文风去衡量他。如果说他的社会批评接近罗斯金,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不过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英国散文传统的继承者。

  在文学体裁中,抒情诗与散文诗最能直接流露和表现作家个人的气质感情,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则应要求译者如小提琴家或钢琴家准确充分地再现作品的风格特色。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译文往往显得眼高手低。不过,我觉得这个标准是值得每个严肃对待翻译艺术的人去追求的。

  赫胥黎以渊博著称,他的散文作品中故典与今典比比皆是,翻译起来实在令人生畏,然而注释也是衡量译品的标准之一,为了对读者负责必须认真查考,但有个别对英国人是常识,或当时是名人,现在时过境迁已被人遗忘,连各种百科辞典也没有收录进去以致查考不出来,遇到这种情况,若对理解全文并不影响,只好暂时作为悬案,好在这种情况不多,这里仅向读者致以歉意;也有为我国读者熟知的,没有必要一一加注,我想这都能取得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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