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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敏识时的三位晚清天津才俊

来源: 天津日报 2017年1月11日15版     发稿时间: 2017-01-12 08:47

  陈鑫  

  在清末的天津士绅中,严修是以维新闻名的。然而他却对本乡另外三位“通敏识时之俊”颇为佩服。所谓“通敏识时”即敏于时事了解世界大势与时代发展的方向。这三个人是谁?严修说:“余所尤心折者,陈君奉周、陶君仲明,并(王)寅皆而三。”百余年后的今天,陈、陶、王的名字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很少有人知道。究竟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能够让严修心折呢?

  原来天津虽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之一,近代化事业走在全国前列,但在早期这些事业大多与本土士绅、精英无关。士绅子弟也很少到官府和教会开办的新式学校求学。这是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才是正途,大多数传统士绅只关心自己的荣辱沉浮,不愿意为国家富强探求新知。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奉周、陶仲明、王寅皆三人显得荦荦不群,他们不仅主动接触西学新知,并且积极推动新学新风的传播。三人各有所长,同时又先后与严修有过密切交往,对其有很大影响,因此严修对他们十分钦佩,并常常怀念。

  陈奉周:博通中西,特立独行

  陈奉周名璋,祖籍厦门,其父到天津经商并落籍于此。他秀才出身,但不喜科举,终身不应省试。相反,对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他充满兴趣。他不仅懂算学,而且通医学,在大家都认为西医割取儿童眼睛的时候,他便会开西药的方剂,而且诊治有效。他还探索过仿制机器,曾支持一个米面铺制造“自行磨”。严修在18岁时与陈奉周结识,大开眼界,将其视为老师。两人曾一起讨论过炮操算法、四元算术等。

  严修把陈奉周引为知己,他曾口占自励诗一首赠陈奉周。诗云:“世事艰难少不更,悔从纨绔度生平。晏安况味真无赖,剽窃功夫浪得名。知耻方能成大器,有才便不畏虚声。男儿胆气须磨炼,要向风波险处行。”此时严修24岁,中进士不久,外人看来正是少年得意之时。但他知道,那不过是“剽窃功夫浪得名”。自己和陈奉周的志向是要“成大器”,做到“有才便不畏虚声”。“风波险处”所指为何?我想在当时语境下,应是指不囿于流俗,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虽千万人吾往矣。由于眼界的开阔,陈奉周有许多新思想,与时人格格不入。

  当时《申报》《万国公报》刚刚印行,世人都以“洋报”目之,相戒不敢读。而陈奉周则私购阅之。他的想法,常常得到严修的赞同。据严修回忆,陈奉周曾对他说:“从一之义,男女所同,有悖此义,则人贱之。”就是说“从一而终”不能只要求女子,男人也要遵守。这种思想当时被视为怪诞,但其重点并不在“从一”,而在于“男女所同”。在男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陈奉周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男女平等的思想。他和严修都将此奉行终身。

  严修于1886年任翰林编修,转年接家眷进京。此时,他把陈奉周请来,教授自己的儿子。这是严修在家设馆的开始,严馆也即后来南开学校的前身。陈奉周执教三年,后因严氏姻亲黄幼山请他“训其女公子”,才回到天津。而后陈、严两人仍保持比较密切的交往。

  1900年庚子之变,陈奉周于天津城陷落之时病故。他交游广泛,不限士庶。在送丧时,天津“泥人张”创始人张明山,为其执绋。

  陶仲明:投身维新,为国奔走

  陶仲明名喆甡。他的父亲曾在浙江任县令20余年,为政宽和,被百姓称为“陶太婆”。为培养仲明读书,父亲聘请了许多名师。其中,陶仲明深受黄宗羲后人、姚江学派的影响,自幼重视经世之学。当时朝廷在京师同文馆招考算学生。仲明以县学生身份考取。1893年他考中举人。他也对其他西方科学充满兴趣,订阅了傅兰雅所主编的“格致汇编”,又购买《地理须知》等当时翻译的科学书籍。他还用小纸条写出世界各洲各国名称和化学元素名称,叫儿子努力记忆。

  1890年,严修聘请陶仲明,接替陈奉周教导诸子。从此陶氏在严馆执教11年,直至去世。严修请他不仅为教子弟,更为了与自己切磋。他们常常彻夜畅谈,一起订立研讨算学的活动制度,名曰“九九小课”。

  1894年,严修赴贵州任学政,将家眷留在北京寓所。此后三年中,陶仲明全权主持起严氏诸子的学业。其间,严修与陶仲明不断有书信往返,对时局、学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严修向陶仲明表示,自己不愿儿子们再究心科举,而希望陶师引导他们。

  甲午至戊戌间,陶仲明积极投身维新活动,参加强学会,参与组建知耻学会,还在天津创办不缠足会。为了唤醒国人维新自强,他苦口忠言,却饱受乡人毁谤。变法失败后,守旧势力重新上台,陶仲明受到很大打击,屏息彷徨,若有所失。继而庚子之变爆发,母亲又于此时去世,奔走忧劳之中,他原本就羸弱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于1901年去世。

  严修在给陶仲明的挽联中写道:

  “经籍史乘、金石文字、训诂词章、医方算术、列朝掌故,旁逮海外国书,学胡博哉!我尤服君居心诚恳、虑事周详、立志坚定;

  劝谕讽诫、扶持调护、讨论辩驳、讲贯切磋、处世箴言,兼及家庭琐事,教多术矣!君之于我忘形宾主、异姓兄弟、急难友生。”

  挽联中,严修对陶仲明的人品、学术做了极高的评价,并对两人关系做了生动描述。严修对陶仲明的幼子陶孟和视如己出,精心培养,并送出国深造,后来陶孟和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王寅皆:开发文化,热心教育

  王寅皆名春瀛,幼年聪颖过人,颇为自负,读书有宿慧,每次考试均拔头筹。他关心时局,甲午战败后,曾写下《甲午三忠诗》悼念左宝贵、邓世昌、戴宗骞,流传一时。

  1897年王寅皆考取拔贡,为一省之冠,然而廷试受挫,仅获三等,援例捐为内阁中书。面对瓜分狂潮席卷而来,王寅皆认识到科举之学无益国事,转而投身研究时务经世之学。此时在天津,一批士人创立了名为北学馆的学会组织,为首者是任教津门的浙江人蒋智由,王寅皆也侧身其中。北学馆主要活动是编译时务书籍。他们汇编的《时务通考》,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百科丛书,不仅包括许多西方科学知识,而且还辑录了公法、约章、税则、钱币、兵政、律例、商务、学校、官制、议院等大量关于西方政治的内容。

  庚子战乱中,王寅皆认识到开启民智是当务之急。战争稍一平静,他便集合同志,出版了《时务通考续编》,恢复因戊戌政变而被迫停滞的编译活动。此时,他还组织了东寄学社与开文书局。

  以往很少著作提及东寄学社,或误作“冬寄学社”,以为是义学之类。其实该社主要活动是学习日文。学社设在乔宅东阁,王寅皆与严修、林墨青任监督。学社延聘有日本教师,并组织月考,鼎盛时约有学生30余人,包括严馆、乔馆及其他士绅子弟。

  学习日文的目的是了解世界,了解先进的教育经验。很快,东寄学社学生便着手翻译日文书籍,最重要的便是日本文部新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学制的文件,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女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合称《日本新学制》。这项工作始于1901年秋,成于1903年春,由开文书局出版,王寅皆作序。

  出版此书的开文书局也是由王寅皆与同仁创办的。在取得了《时务通考》及《续编》的成功经验后,王寅皆决定在天津自己开办书局,主要纂辑掌故、西政、西艺三类书。“开文”即开发文化之意。从书局的名称中可见王寅皆等人的抱负。从经世致用到开发文化,这是士绅维新活动的一次转变。

  此时,天津仍处于八国联军殖民统治之下,本国官办学校均告停顿,学务管理出现真空期。关切教育的王寅皆与严修、林墨青、张伯苓等终日讨论学事,几无一日不过从。严修曾说:“凡吾津开发文化之举,殆无一不由寅皆发其端,亦无一不由寅皆要其成。高朗精锐,罕有伦匹。”后来,王寅皆被直隶学务司督办胡景桂请入幕中,任编译处处长。为了筹建天津师范学校,王寅皆亲往日本考察学制,并力邀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回国任教,没想到归途中,染病咯血。卧床期间,他还不忘学务,向友人历举日本学校之所长,欲仿效之。可惜他终于一病不起,于1904年去世。

  陈奉周、陶仲明、王寅皆是严修最心折的通敏识时之俊,也是天津本土士绅中较早开眼看世界者。可惜因时事纷乱,他们均英年早逝,未展所长,历史也没有为他们留下太多的记录。

  “最堪思慕最堪伤,师最恩深友最良。”“逝者全归复何恨,剩余百感对茫茫。”严修在《五十自述》诗中曾感伤师友一时俱丧。在诗的自注里,严修写道:“余欲撰亡友诸人事略,乞当代君子铭诔,以不达于辞至今未果。”笔者不才,搜检资料,草成此篇,愿略偿先贤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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