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南开先贤 传承“公能”精神
本报讯(记者 马超 摄影 任永华)今年4月5日，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张伯苓先生140周年诞辰。为追思先贤，勉励后人，南开大学、天津市南开中学、南开校友总会、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共同举办祭扫和座谈等系列活动。全国政协常委、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张伯苓先生嫡孙张元龙，我校党委书记、南开校友总会理事长薛进文，校长龚克，副校长、南开校友总会常务副理事长朱光磊，以及张伯苓先生亲属代表，南开大学、天津市南开中学、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师生代表，各界南开校友代表，专家学者代表参加了活动。
在我校中心花园张伯苓先生墓前，张伯苓先生亲属、南开师生及各界校友代表分别向张伯苓先生塑像敬献花篮，并齐诵容止格言、合唱南开校歌。适逢清明时节，大家还向南开校父严范孙先生的塑像敬献了花篮。朱光磊主持祭扫仪式。
祭扫仪式后，举行了《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首发式。该书作者系张伯苓先生三子张锡祚，写于1963年4月，手稿5万余字，经南开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整理校注，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书后附有全部手稿影印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首发式上，张元龙、龚克共同为师生和校友代表赠书。
首发式后，召开了纪念张伯苓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我校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历史学院教授侯杰、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宋秋蓉，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李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校友张国贤，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孙元，从不同角度重温了张伯苓先生的办学历程，阐释了他的教育思想，总结了他的办学经验，共同缅怀他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天津市南开中学副校长马健介绍了南开中学师生继承弘扬张伯苓先生的爱国精神、践行“公能”教育思想的经验做法。
张元龙作为张伯苓先生亲属代表，对纪念活动主办方及与会师生、校友表示衷心感谢，并从南开校训出发谈了“公”与“私”的关系。他说，1934年张伯苓提出南开学校以“允公允能”为校训，这是对南开30年办学经验的总结。南开教育是一场启蒙运动，启蒙的焦点是“公”和“私”的关系。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其宗旨却是“公”字当头。如今“公”与“私”的启蒙运动仍然任重道远。
张元龙介绍，父亲张锡祚在53年前撰写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是从家人视角近距离观察张伯苓先生思想和行为的一部传记，为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先贤们为民族大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奉公献身的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应当与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龚克在讲话中指出，张伯苓先生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体现在3个方面，即爱国精神不朽、“公能”思想不朽和实干作风不朽。他举例说，1929年7月12日，张伯苓先生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作关于中国国民教育的演讲，特别强调在学习西方时要坚持中国传统、坚守中国价值，这样的爱国精神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仍需传承和发扬。张伯苓先生的“公能”教育思想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抓住了育人的根本，他要求学生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服务社会之能力”，努力成为利国利民的人才。张伯苓先生的实干作风，就是苦干、硬干、拼命干、带几分“傻气”干的作风，是从我做起、从“面必净、发必理”这样最基本事情做起的实干，是艰苦奋斗的实干，是历经挫折而愈益奋励、百折不回的实干。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目标，南开人必须全力以赴，通过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办好有南开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用实际行动实现老校长72年前提出的与世界名校“并驾齐驱，东西称盛”的宏伟目标，告慰以严范孙、张伯苓为代表的老一辈南开先贤。
薛进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作为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不但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理念，树立了全新的教育目标，而且在办学实践中始终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贯穿于南开教育之中。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蕴含深刻的现实意义，对我们至今仍有多方面的启示：一是教育宗旨不可仿造。通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张伯苓先生的教育观从照搬欧美到对其客观评价、批判地吸收其有益成果，从而深刻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痼疾、真正找到了南开教育发展道路，这其中体现出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趋势。二是知中国、服务中国要靠科学和人才。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要建立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知识体系，培养通晓中国问题、愿为中国富强献身的科学人才。一所大学，只有能够对社会需要的本质特性有清醒的认识，能够建立灵活的应对机制，才能引领学校不断发展并将其推向更高水平。三是大学要培养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一所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否体现学校功能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是否与目标理念相一致，课程设置是否符合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过程是否满足人才培养要求，教学理念、内容、方法、手段等是否能够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所有这些，都是一所成功的现代大学的基本品质，不是单纯靠数量的扩张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合格人才。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1895年10月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此前半年，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日军驻扎威海卫。1898年7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船送清廷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张伯苓先生毕生的理想追求和教育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努力，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屹立于中华大地：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南开女中，1928年开办南开小学，1936年开办重庆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南开系列学校的异军突起，特别是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更是造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特的“南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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